2、生活中，一方面要鼓励采取低碳的生活方式，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是通过一定碳抵消措施，来达到平衡。种树就是“碳中和”的一种方式，需种植的树木数（棵）等于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除以18.3。

　　3、衣，随季节更替，穿着适宜的应季服装可以减少空调的使用。选择环保面料并减少洗涤、选择手洗、减少服装的购买。

　　4、食，购买本地、季节性食品，减少食物加工过程，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使用少油少盐少加工的烹饪方法，健康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地球。

　　5、住，居住面积不必求大，理智选择适合户型。因为住房面积减少可以降低水电的用量，这在无形之中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6、行，选择合适的汽车车型，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汽车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大户，应尽量选择低油耗、更环保的汽车。

　　7、用，洗菜水洗澡水循环利用、每间房只装节能灯、不吃口香糖、使用时尚的环保袋、双面打印、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尽量购买包装简单的产品，既减少生产中消耗的能量，也减少了垃圾。

　　8、使用洗衣机时，同样长的洗涤周期，“柔化”模式比“标准”模式叶轮换向次数多，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至7倍，“标准洗”更省电；

　　9、如果每个汽车司机都注意给轮胎及时适当充气，车辆能效就能提高6%，每辆车每年就可以减少90千克二氧化碳排放量；

　　10、用微波炉加工食品时，最好在食品上加层无毒塑料膜或盖上盖子，这样被加工食品水分不易蒸发，食品味道好又省电。

　　中国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之一，但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明显滞后。（一）缺乏统一的碳排放交易立法中国目前关于碳交易的立法极其匮乏，仅有的立法是2011年国家发改委颁布实施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主要规定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主管部门、参与主体、管理方式等内容。国家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采取备案管理方式。包括自愿减排项目管理、项目减排量管理、减排量交易、审定与核证管理等四项主要内容，确立了备案制度和核证自愿减排量等（CCER）。《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主要规定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工作的原则、程序和要求。审定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审定，主要步骤包括合同签订、审定准备、项目设计文件公示、文件评审、现场访问、审定报告的编写及内部评审、审定报告的交付等七个步骤。核证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核证，主要步骤包括合同签订、核证准备、监测报告公示、文件评审、现场访问、核证报告的编写及内部评审、核证报告的交付等七个步骤。中国的碳交易立法层次低，这些碳交易立法目前都属于部门规章，缺乏全国统一适用的碳排放交易法。由于采用备案方式，政府主管重点在审定与核证管理，忽视了交易规则、交易条件、交易效果等规制碳排放权交易的重要内容。（二）碳交易立法操作性不足，不利于碳排放交易的实施当前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主要限于自愿减排，所交易的减排量基于具体项目。缺乏法律强制性的自愿减排，使得企业缺乏积极性去实施碳排放交易，进而无助于碳排放交易立法的完善。比如，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中始终没有明确碳交易主体如何获取合法的碳排放权，碳排放交易实践中往往根据政策和政府计划完成碳排放权的无偿性初始分配，即政府相关管理机构依据交易主体的历史数据来对其进行碳排放权配额的无偿分配，历史数据通常包括交易主体过去的能源投入、能源产出及废气的排放量，这种分配方法容易造成交易主体间的“歧视性分配”现象和交易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无偿初始配额而向碳排放权的分配者进行贿赂等“寻租”行为[1]。（三）碳排放交易立法监督不到位碳排放交易是涉及全体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业，仅仅依靠政府主导远远不够，但中国在碳排放交易立法中，明显缺乏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社会监管，社会团体参与不足，这是造成中国碳排放交易立法滞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中国仅有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没有对公众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监督做出规制，虽然在第8条规定，“在每个备案完成后的10个工作日内，国家主管部门通过公布相关信息和提供国家登记薄查询，引导参与自愿减排交易的相关各方，对具有公信力的自愿减排量进行交易。”但该条规定显然不是从公众参与的角度进行信息公开，而是为了完成交易。

　　（一）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欧盟的碳排放交易立法首先是在欧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欧盟在2003年制定并颁布了碳排放交易指令（Directive2003/87/EC），该指令是欧盟碳排放交易的基础立法，此后，根据碳排放交易法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欧盟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指令、规定和决议。如2009年12月的“确定有碳泄漏重大风险的企业名单的决议”，2010年1月的“修正2003碳排放交易指令附录一列举的航空企业名单以及在2006年1月1日或之后每个航空经营者的指定主管国家名单的规定”，2010年11月的“关于温室气体削减配额拍卖的时间、管理和其他方面的规定”等。中国应该尽快制定碳排放交易的全国统一示范立法，该立法应包含碳排放交易的主要内容，并形成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法体系。（二）总结经验，制定和修改详细的实施细则欧盟碳交易立法非常严谨，注重法律的连续性和配套实施，注重法律术语的准确性和适用性。比如，2003年《碳排放交易指令》明确该指令的立法目的是以符合成本效益和经济可行的的方式促进温室气体减排，并进一步明确该指令无偏见地适用于1996年第61号指令（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指令）的任何要求。该指令对相关术语进行了准确界定。如所谓“配额”是指在指定期间排放一吨的二氧化碳当量，而该当量只有在为满足本指令的要求时才是有效的，并且该当量根据指令是可以交易的。所谓“设施”是指一个静止的技术设备，附录一所列出的行为和其他直接相关的行为与该设备有直接的联系，而该行为会对排放和污染产生影响。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注重程序规制，比如对碳排放交易的审核，规定“核证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核证”，但对于获得核证的条件并没有详细地规定，仅仅只规定一些原则性的条件。如对“核证机构应通过现场访问来确认项目活动所有的物理设施是否按照备案的项目设计文件安装，项目业主是否按照项目设计文件实施项目”。但如何进行现场访问却没有规定。应在碳排放交易立法中迅速完善实体性规定，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针对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出台实施细则，细化技术性规范。（三）强化碳排放交易的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欧盟在其碳排放交易立法中普遍确立了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的内容。如2003年《碳排放交易指令》第17条规定“：有关的决议信息应该公开，包括与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有关的，以及与排放许可证规定的和政府持有的排放报告有关的。”2004年修正指令进一步规定了该条规定。2009年《提高和扩展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的指令》第15a条则规定：“成员国和欧委会应确保所有的决议和报告，包括碳排放配额数量和分配，以及对碳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能够立即无歧视地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披露。”中国要建立自己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就必须建立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参与主体都积极、主动地对碳排放信息在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披露和报告[2]。碳排放交易是否完成规定的减排量，是否达成自愿减排的目标，不能只靠政府和企业决定，还需要社会监管和公众参与。中国应在相关立法中明确规定公众有权获取碳排放交易信息，赋予公众监督权，发挥社会监管作用，以监督企业是否切实完成减排目标，对没有完成减排目标的企业，可以诉诸法律或者诉求行政监管。

　　欧盟碳交易体系形成以来，碳现货价格剧烈波动，增加了碳交易市场主体的风险，为了降低和分散市场和交易风险，碳交易中的各种工具陆续产生并应用，并且在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而积极的作用。而碳交易市场上工具运用的核心又是碳排放权的定价问题。总体来说，对于碳排放权价格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刚刚处于起步阶段， Nordhnus(2001)等提出了涵盖人类活动、空气、气候、海平面、经济活动等因素的整体碳交易评估理论模型。Capros(1999)等分析政策因素如财税政策、能源政策等对碳价格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影响。Alberola 等人(2008) 证明了只有在极端的温度变化事件中，例如：使四季平均温度都发生彻底改变的事件，温度才会对碳价格形成影响。T.Bole(2009)运用WICCH模型，基于减排成本、各国GDP以及环境容量之间的联系，提出了碳减排成本及价格的预测方法 。黄桐城和武邦涛（2004）从排污治理边际成本以及边际收益两个方面对排污权定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微观市场定价模型。仇胜萍和李寿德（2002）从环境因子的经济以及非经济视角，分析了排污权的定价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以及解决对策 。胡民(2007)和林云华(2009)分别用影子价格模型对排污权的定价进行了分析。

　　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碳排放权的合理初始定价及交易价格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在实际碳交易中，一些模型中的计算或度量过于复杂和不可测，并且要求交易双方具有较好的数理基础，方法的实际应用受到了限制。由于没有统一的定价方法，也导致了碳现货价格的剧烈波动，增加了交易主体的风险。

　　因此，本文提出一种简单实用的针对企业之间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价方法。在这种定价模式下，企业之间的碳排放定价就只需对一个常数进行谈判，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简化了定价的流程和程序，有利于在实际的交易中广泛应用。

　　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刺激手段，由于技术水平，能源结构和利用率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碳减排成本不同，形成碳排放权的价格差，从而形成最初的碳交易动机，即出售方可以从交易中取得经济收益，有减排承诺或者有减排限制的经济主体如果本身碳减排成本较高就可以通过交易来降低成本，同时达到削减排放量的目的。

　　具体来说，不同国家的企业在减排承诺和减排成本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为不同国家不同企业之间进行碳排放的交易提供了现实可能，由于发达国家能源效率较高，新技术已经普遍被采用，并且已经经过一轮减排，排放基数已经较低，容易遭遇减排瓶颈，所以通常发达国家的企业的碳减排成本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企业。部分企业可以利用减排成本优势进行碳排放权的出售，而另一些处于成本劣势的企业可以通过碳排放权交易购买排放权。但在排放权的定价方面却没有统一的规定和标准。这也是导致碳现货价格参差不齐的原因之一。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通过图示来对两个单位GDP碳减排成本不同的企业进行经济研究（见图）。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承担《京都议定书》强制减排义务，目前《京都议定书》创立的三大碳排放交易机制只有 CDM 适用于中国，但中国作为核证减排总量第一的大国，中国政府在碳减排方面采取了较强责任心和自觉性的外交态度，承诺于 2020 年承担《议定书》的强制减排义务，这对于中国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国家发改委于 2012 年 2 月正式批准广东、湖北、北京、天津等 7 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工作。试点工作分地区开展为我国目前的碳交易摸索阶段提供了经验，也是我国政府面对“碳排放权交易”这一新事物谨慎、保守的态度，本无可厚非。但各试点“各自为政”，各级市场交易规则不兼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首先，难以形成统一的价格。各交易所在开展碳交易时，容易会受到自家交易规则、交易模式及计量方法等因素的影响，致使碳交易市场的大额交易量难以形成，无法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造成效率的损失。

　　其次，难以进行统一管理。只有在统一的市场中，碳交易机制才能不断完善和实现创新，才能通过整合资源，发挥市场交易机制最大的作用。当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不统一，一方面难以保证市场效率，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监管机构对交易所进行监督管理。

　　最后，难以形成国际性碳排放权交易大平台。减少碳排放量，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的任务而是全球的目标，中国碳市场的逐步国际化是必经的过程。因此，现在构建碳交易市场所用的规则，就将是未来基于国内的国际市场规则的雏形。目前中国市场碳交易规则不兼容，跨省或地区交易缺乏可操作性，未来通过联合不同市场构建一个国际性的大平台的趋势被遏制。

　　碳排放权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在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UNFCCC）和《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赋予了它稀缺性和可交易性。

　　碳排放权的稀缺性在排放总量限制的反映是形成碳交易市场的基础。正视历史和现实，发达国家碳排放主要是生产型和娱乐享受型排放，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主要是生存型排放和发达国家的生产转移型排放，所以《京都议定书》依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按既定目标施行具体的量化减排，发展中国家没有限制减排总量。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本身也不确定减排总量，会产生以下不利的影响。

　　首先，碳交易机制的价值得不到饱和。碳交易本应该是一个全球化的交易体系，若一些发达国家实行了碳排放总量控制而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对碳排放的总量并没有强制性限制，那么碳交易市场作为新事物其能否控制总量限额，是否能够实现清洁发展值得质疑。

　　大部分从碳排放交易市场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获益的公司似乎都是污染环境的公司，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承担两种风险：其一，这些公司因向发展中国家购买碳排放指标获得了在该国合法生产的机会，这同时也意味着获得了在该国合法排放的权利，那么发展中国家要承担因扮演“排污帮凶”角色而备受指责的风险；其二，这些公司为获得巨大的盈利机会有可能将高污染排放企业转移至没有排放限额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发展中国家就要承担成为发达国家的“排污基地”

　　最后，根据“平等但有区分”的原则，《京都议定书》未给发展中国家规定减排任务，我国对排放权的总量不加以限制与建立市场化减排机制所必需的稀缺性存在矛盾。这是碳排放权初始分配采用政府主导的“祖父式”无偿分配的直接原因，也是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缺乏市场活力、发展疲沓的症结所在。

　　碳交易设计的初衷在于企业通过实施核心能源技术、减排技术的创新，管理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式获得富裕的排放权，在市场上交易获利，以经济刺激的手段，达到强化企业节能减排的目的，从而达到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局面。

　　国际碳交易有强制减排和自愿减排两种交易市场模式。我国目前仅凭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社会责任觉悟实行自愿减排市场模式，没有强制性。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碳交易市场中，主体资格、定价机制、初始分配机制、交易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仍不明晰，参与交易的规则和程序还不统一，市场的监督管理和超额排放的法律责任追究尚未落实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企业往往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社会责任难以强求，致使企业碳交易动力不足，即使有剩余的碳排放权也储存起来跨期消费，以备自己企业的后期扩大使用而不愿卷入碳交易市场中，即使有企业实行碳交易，大部分也是靠政府的行政撮合而非市场机制调控自发的交易。

　　我国对碳交易市场的规制以政策为主，法律规制目前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部门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及地方规范性文件。这种体系会给我国碳交易市场带来以下两个弊端：其一，因CDM项目国外审批机构对我国相关政策的不了解或误解导致我国部分碳交易项目注册失败，进而丧失进入碳交易市场的机会的情况也有发生。例如，包括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二期项目在内的我国 10 个风电 CDM 项目被拒事件，EB 给出的拒绝理由居然是“中国调低风电上网电价可能会导致者动机改变”这样莫须有的责难。其二，由于政策作为非正式法律渊源，具有不稳定性，其他国家往往因担心我国政策有变，而使之遭受不能预期的损失，而不愿和中国合作。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中国共有 1879 个CDM 项目成功注册，预计产生的二氧化碳年减排量共计 369，521，030 吨，中国已然成为全世界核证减排量一级市场的供应大国。中国作为全世界核证减排量一级市场的最大供应国，但因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没有配套的法律体系为其保驾护航，致使我国在国际交易市场中没有定价权和话语权，只能向发达国家提供廉价的经核证的减排量份额，甚至可能成为发达国家为减少碳排放权购买成本，以获得更大利益的碳排放基地。总之，我国国内企业处于国际碳市场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国内企业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我国的碳排放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威胁。

　　法律决定着碳排放权的可交易程度和交易规则，对其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为发展碳交易市场、实现减排目标，国际层面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以法律为基础，世界主要国家也都建立了相应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激励机制。

　　在国际层面上，影响各国气候变化立法的主要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UNFCCC）、《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以及“马拉喀什文件”。

　　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设定为目标，依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规定了发达国家缔约方不同的碳减排义务。同时，UUNFCCC 指出了基于国际合作达到完成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指标概念（“共同执行”的条款），为之后《京都议定书》中“三大交易机制”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2《。京都议定书》的通过对碳交易市场的贡献主要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明确了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全球高效减排中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刺激各国积极探索利用市场机制减少碳排放的模式。其二，三种市场机制最终被确立：在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之间实施的联合履行机制（JI）、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基于市场的国际排放贸易机制 （IET）。其三，为发达国家确立了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碳减排量目标。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迫使签约国家将这份国际协定中的义务转化为国内法定的义务，促进了国内碳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3“。马拉喀什文件”由 2001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七届缔约国会议通过，是为落实《京都议定书》机制的一系列文件。

　　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之所以最成功离不开欧盟健全碳交易法律体系的支撑。

　　欧盟规范碳交易直接依据的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欧盟范围内设计了碳排放权交易基本原则和制度。2003 年 10 月，欧盟出台的《在欧盟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指令》（下文简称“指令”）成为欧盟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性法律文件。“指令”规定了碳排放交易的适用范围，温室气体排放许可的条件和内容，碳排放权交易涉及的相关程序（主要包括碳交易的审批、初始分配、转让、放弃和注销等），为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运行提供了最根本的法律保障。第二阶段，搭建了欧盟与其他国家碳交易市场合作的平台。欧盟 2004 年对“指令”进行了修改，将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大机制“有机衔接”，规定《京都议定书》项目机制的信用额与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放配额可以同等转换，并且允许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内的企业使用《京都议定书》项目机制的信用额完成其减排义务，进而搭建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与“京都机制”以及其他国家碳排放交易的桥梁，促使与国外碳交易的合作进行。第三阶段，统一碳排放总量。欧洲委员会于 2009 年对“指令”进行了再次修改，现有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适用范围被进一步的扩大和改善，并规定由欧盟委员会统一设定欧盟整体排放总量，同时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也由无偿分配逐步转向拍卖形式。

　　不仅是《指令》，欧盟 1998 的《气候变化：后京都时代的欧盟战略》、2000 年的《欧盟气候变化计划》、《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绿皮书》、2008年的《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等一系列的法律政策使欧盟站在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最高点，同时也促进了成员国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成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强制性减排交易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榜样。

　　在我国碳交易市场中政府指导处于主要地位，所以我国与碳排放交易相关的宏观法律政策已基本具备。我国第一部、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的政策性文件和国家方案是国务院于 2007 年 6 月 4 日批准实施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下文简称《方案》），该《方案》被称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宪法性”文件，全面地安排和部署了我国应对碳交易市场机制运行的措施和减排目标。继该《方案》之后，一系列关于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的政策陆续出台，以支持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如《“十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和《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等。

　　以上可以看出，尤其是近年来我国政府极大地提高了对碳交易、碳市场的理念和机制的认可度并不断增强重视度。但是丰富的宏观法律政策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我国目前碳交易市场中，政府调控处于主导地位的现状。然而以政策为主导的规范体系缺乏确定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碳交易市场主要依托于政府及其政策等单一的行政手段推进，势必会失去市场活力，以法律的手段规范碳交易市场从而取代政府宏观政策的调控势在必行。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是我国参与到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唯一途径。依据法律渊源的层次结构，我国目前尚无真正意义上规范我国碳交易市场的有关清洁发展机制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只有部门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地方规范性文件。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外交部和科技部联合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下文简称《办法》）是我国目前唯一规制 CMD 的法律规范。但该《办法》只针对CMD，其适用范围有限，在法律位阶上属于较低部门规章，而且该《办法》并没有明确规定 CMD 实施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责任、技术转让、防止恶意竞价方法等内容，依靠其规范我国整个碳交易市场明显先天性不足。

　　随着近年来碳交易试点的尝试，目前我国地方的立法或规章基本上是来源于二氧化硫排放交易试点的成功经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有江苏省（2002 年《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山东省（2007 年《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暂行管理办法》）、湖北省（2008 年《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试行办法（草案）》）、浙江省（2010《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暂行办法》）、湖南省（2010 年《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地已经以地方立法或者规章的形式对排污交易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定。但由于只是地方性法律法规，只能适用于地方，碳交易作为一个全国乃至全球的交易体系，一旦发生跨地区交易，这些地方性法律法规便无能为力，以更高层次的法律来规范跨省市碳交易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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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欧盟成功的立法经验和我国碳排放市场和立法现状得出，完备的碳交易法律体系能够有效抑制市场失灵和负外部性，防止潜在市场主体因无法看到碳减排的政策走向及市场的长远前景而影响他们加入市场的意愿和决心，为中国顺利“进入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做出充分准备，是中国碳交易市场由面临挑战转向迎接机遇的关键。因此，对中国来说，应制定一部国家层面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法》。这需要做到：第一，要明确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碳排放交易的基本原则及碳交易行为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碳排放权的本质是一种对一定区域内的环境容量使用、收益的权利，因此碳排放权实质上是一种用益物权，将碳排放权定义为用益物权，为碳排放权的可交易性等提供了法律依据。而碳交易涉及了包括民事法律、刑事法律等法律关系，明确这些法律关系将有助于相关法律的配套调整；第二，应做到明确规定碳交易的具体运行机制，包括碳排放权总量控制、初始分配规则、交易主体、市场准入规则、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中介咨询及核证机构的职责以及碳交易合同订立和交易程序等；第三，应明晰碳交易主体的法律激励，奖惩结合，注重利益诱导，加强经济手段的运用。市场主体参与度低，是影响我国碳交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市场主体参与度低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法律对碳交易主体（包括潜在的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不明晰。所以要在《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法》中明晰碳交易主体的法律激励。一方面明确规定对违反法律规定或影响碳交易市场运行的碳交易主体（包括企业和政府）的法律责任，包括责任种类、责任方式、责任条件和处罚程序等，实现“负激励”；另一方面对完成碳排放控制任务及环境成效突出的碳交易主体予以表彰，并给予地方政府支持、税收减免、项目申报优先考虑、经济发展与环境管理等方面的优惠与支持，实现“正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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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摆脱碳交易政府主导的现状，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主要地位，并不是完全否定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我国目前处于碳交易市场的探索期，仍需要相关的政策法规，发挥政府碳交易市场的监管作用。此类政策法规主要是从行政法规层面对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开展进行监管，主要内容包括碳交易试点的区域范围划定、管理机构的运行规则、行业部门的权限、运营机构与监督机关的设置、市场失灵时的碳排放总量调控和初始分配方案、管理规则与排污监测等。

　　国家层面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法》为碳交易机制的运行指引道路、保驾护航；与之相关的政策法规监督碳交易机制良性、健康发展，这两方面的规定不可缺少。但需要注意的是，碳交易机制并不是一项原则性、抽象性的事务而是切实运转于市场的机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所以为了我国保证碳交易市场高效、有序地运行还需要配备一系列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碳排放交易的具体操作规则进行规定，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法律规定予以细化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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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进行环境治理，减少碳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目前我国碳排放治理的实践来看，存在着企业动力不足，科研机构创新精神不够；政府管理部门多、杂，权利交织导致调控力下降，治理成本高；管理方式行政化，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严重等问题。本文对碳减排利益相关者界定为对碳减排负有责任、拥有相应的权力和减排手段，对碳减排目标实现具有较大影响，与碳减排利益关系较大的组织。

　　这些问题表明了我国碳排放治理中政府单方治理的高成本、低效益，同时利益相关者的力量未得到有效利用。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作者将从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角度对碳减排治理模式进行创新研究，为我国碳排放治理开辟新的途径。本文将对我国碳减排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和分类，回答谁是利益相关者，并对其进行分类，明确其在碳减排中的角色地位。

　　碳排放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等的关系及碳排放的因素分解等方面[1-4]。学者研究认为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人口因素、城镇化建设等方面，据此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能源效率和人口素质等方面的建议[5-7]。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是本文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碳排放治理的文献侧重于政府单向治理，如碳减排政策的制定、取向分析和政府在碳减排中的职能等[8-11]。李欣研究认为环境治理中政府管制手段的优点是强制性高，效果明显，缺点是简单粗暴，经济效益差以及深层次的无法回避的制度缺陷[12]。学者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机制、碳税、碳政策等方面也有大量研究成果[13-15]。如樊纲为代表的学者明显倾向于碳税政策[16]，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则明确建议采用碳市场制度[17]。财政税收手段属于双刃剑，一方面会带来碳排放量的下降，另一方面其对能源产业、收入分配、就业、国际贸易及公平性等方面的影响难以确定[18-19]。碳排放市场交易手段在国际层面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初始碳排放的国际分配及界定方面，难以达成国际共识，在国家层面其关键问题是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完善问题，也难以发挥利益相关者的推动力和积极性。

　　碳减排政策建议从客观上来看是降低碳排放的有效途径，而政策的实施要依赖于利益相关者去执行，其实施效果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执行程度和积极性。同时，目前的治理模式不能发挥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和推动力量。因此，提高碳减排效果还需要研究利益相关者及其在碳减排中的角色地位、利益要求等。

　　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早期主要应用于公司治理的研究，近年来扩展到了生态旅游和可持续能源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碳排放治理领域，试图突破目前的碳税治理和碳排放权治理模式的研究，为我国碳排放治理研究新的途径，提供新的选择。

　　根据本文对我国碳减排利益相关者的界定，选择政府、生产企业、银行、碳排放权交易机构、研发机构、能源供应行业、新闻媒体、公众团体、者、中介机构等10个组织进行调查研究。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管理碳减排的部门有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国家及各级环保部门和各级节能减排部门，在控制碳排放事务方面他们属于互补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共同为治理碳排放任务工作。因此，在本文中中国政府管理碳排放的部门统称为政府，以下不在说明。

　　借鉴学者提出的“多维细分法”和“米切尔评分法”的分析思路[20-22]，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权利属性和利益要求的紧急性三个维度对中国碳排放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和分类。

　　根据界定与分类方法，本文编写了调查问卷，要求调查对象分别从合法性、权利属性、紧急性等三个维度对所给出的10种利益相关者与碳减排的相关程度按着从大到小进行排序，排名第一用1分表示，排名第二用2分表示，依次类推。因此，1分表示相关程度最大，2分表示相关程度第二大，依次类推，10分表示相关程度最小。

　　其中，合法性，表示该组织是否在法律或道德或特定的被赋予了减少碳排放的义务、责任，或承担了碳减排风险；权力属性，表示该组织是否拥有影响我国碳减排的能力、地位和相应的手段，对碳减排目标实现影响力的重要性程度；紧急性，表示该组织与碳减排的利益相关程度和实现碳减排目标的迫切性程度。

　　通过对调查对象的分析、选择，本次调查共计发放调查问卷750份，实际回收586份，回收率78.13%，回收的问卷中有效问卷529份，回收问卷有效率90.27%。调查对象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从调查对象的分布情况来看，调查对象性别、年龄结构分布合理，学历为本科以上层次，对碳减排能有较为准确的认识和理解，从工作行业来看分布在大学等10个行业，包含了碳减排的利益相关者行业，调查对象来源较为广泛。从调查样本数量来看，除其它行业外最少的分类变量数据大于40个，数据量可以满足统计分析的基本要求。

　　对回收的有效问卷利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包括调查数据描述性统计、配对样本T检验。

　　首先，对调查结果从合法性、权利属性和紧急性三个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三个维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分布如表2、表3和表4所示：

　　注：根据调查问卷的按相关程度大小排序要求，1分表示相关程度最大，2分表示相关程度第二大，依次类推，10分表示相关程度最小。表2、表3的含义相同。

　　如表2所示，从碳减排的合法性维度上来看，按平均得分的大小，合法性程度从高到底依次为：生产企业、政府、研发机构、能源供应行业、新闻媒体、银行、中介机构、公众团体、机构者、碳排放权交易机构。

　　如表3所示，从碳减排的权利属性维度来看，权利大小从高到底依次为：政府、生产企业、新闻媒体、研发机构、能源供应行业、银行、机构者、中介机构、公众团体、碳排放权交易机构。

　　如表4所示，从碳减排的利益要求被关注的紧急性维度来看，从高到底依次为：政府、生产企业、新闻媒体、公众团体、能源供应行业、研发机构、机构者、银行、中介机构、碳排放权交易机构。

　　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Paired-Samples Test）进一步判断上述利益相关者每两个变量均值之差与0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

　　注：未加括号的数据表示某两类利益相关者在该维度上评分的均值的差，括号内的数据为配对样本T 检验值。*表示均值之差通过了95%置信度的检验，**表示均值之差通过了99%置信度的检验。均

　　从表5可以看出，从合法性维度来看，除个别利益相关者未通过配对样本检验外，绝大部分检验结果具有非常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差别，表明绝大部分利益相关者的排序都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差别。因此，合法性维度上利益相关者的评分均值可以反映其在碳减排中合法性程度的大小关系。

　　从表6可以看出，从权力维度来看，仍然是绝大部分检验结果具有非常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差别，表明绝大部分利益相关者的排序都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差别。因此，权利维度上利益相关者的评分均值可以反映其在碳减排中权利的大小关系。

　　从表7可以看出，从权力维度来看，大部分检验结果具有非常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差别，表明绝大部分利益相关者的排序都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差别。因此，紧急性维度上利益相关者的评分均值可以反映其在碳减排中紧急性程度的大小关系。

　　根据各个利益相关者在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值及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中国碳减排的利益相关者分类情况，如表8所示。

　　根据表8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在三个维度的评分分布情况，本文对我国碳减排的利益相关者分类如下：

　　核心利益相关者，至少在2个维度的得分在4分以下。他们在中国减少碳排放的作用不可或缺，承担着碳减排的责任和义务，与减少碳排放具有紧密的利害联系，在碳减排活动中，有一定的利益要求和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碳减排目标的实现与否。 他们包括政府、生产企业、新闻媒体。

　　重要利益相关者，至少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在4分以上和6分以下。他们已经与碳减排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付出了专用性，在实践中承担者一定的风险。在正常状态下，他们一般表现为一种显性契约人，而一旦其利益要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或受到损害时，他们可能从潜在状态变为活跃状态，从而直接影响我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他们包括研发机构、能源供应行业、银行。

　　一般利益相关者，至少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在6分以上。他们对我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发挥辅助作用，往往被动的受到碳减排活动的影响，不能对减少碳排放直接施加影响，对实现减少碳排放目标的重要性程度较低，其实现利益要求的紧迫性也不强，他们包括中介机构、公众团体、机构者、碳排放权交易机构。

　　合法性生产企业、政府、研发机构能源供应行业、新闻媒体、银行中介机构、公众团体、机构者、

　　权力性政府、生产企业、新闻媒体研发机构、能源供应行业、银行机构者、中介机构、公众团体、碳排放权交易机构

　　紧急性政府、生产企业、新闻媒体公众团体、能源供应行业、研发机构机构者、银行、中介机构、碳排放权交易机构

　　通过广泛的问卷调查和分析，本文将我国碳减排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重要利益相关者和一般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不同领域对我国碳减排发挥作用。

　　从核心利益相关者来看，控制及减少碳排放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因此调查对象普遍认为政府在碳减排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包括政策制定、管理机制、利益关系调节等政府均应发挥领导作用。生产企业是主要碳排放者和减少碳排放的直接执行者，因此是实现减排目标的关键。生产企业在生产中担负着加强节能环保技术开发、引进技术设备减少碳排放、提高产品的环保性能等重要作用。同时，减少碳排放在一定时期上将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因此，生产企业实现减少碳排放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及资金支持。新闻媒体在碳减排中具有强大的舆论宣传优势及监督能力，被调查对象给予了厚望。政府、生产企业及新闻媒体分别在领导、执行、监督三个方面对我国实现碳减排目标中发挥核心主导作用。

　　从重要利益相关者来看，研发机构一方面为减少碳排放提供政策建议、决策支持，另一方面提供技术支持，提高我国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减少碳排放。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能源供应行业可以通过控制能源供应的种类、数量及价格来影响能源的消费数量及种类，促使消费者加大节能投入，同时，可以开发新的绿色能源，从而减少碳排放。银行在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对融资项目进行环保评价控制资金的供给和使用方向来引导节能减排行为，也在客观上承担了减排责任和风险。但目前其作用还非常有限。研发机构、能源供应行业和银行分别在技术支持、能源供给种类及数量、资金供给等方面对我国碳减排发挥重要作用。

　　从一般利益相关者来看，中介机构在碳减排中负责检测、检验认证、咨询策划等，可以帮助和促进碳排放交易的顺利进行，降低交易成本和费用。公众团体可以通过举办活动向社会宣传能源、气候及环境状况等，提高社会公众的节能减排的认识，也会通过一些活动向污染较大的生产企业进行抗议，对其施加压力，督促其减少碳排放。机构者可以为企业实现减排目标提供资金支持，但其以盈利为目标，其活动将以其预期盈利目标为前提。碳排放权交易机构是解决碳排放的问题的市场机制，促进具有成本效率的碳减排。现阶段由于碳排放治理是市场机制还处于起步阶段，他们能发挥的作用还非常有限或尚未发挥作用。随着市场机制的成熟和完善，这些利益相关者在碳减排中从碳检测认证、投融资、市场交易等角度对我国碳减排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

　　明确了利益相关者在碳减排中的角色地位可以为我们构建合理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促进利益相关者在碳减排中发挥积极作用和推动力量提供指导。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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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沈满红，吴文博，魏楚. 近二十年低碳经济研究进展及未来趋势[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1（3）：28-39.

　　随着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日益严重，二氧化碳气体的减排已经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世界主题。到2008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65.3亿吨，占世界的21.5%（石红莲、张子杰，2011），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这就意味着在世界各国积极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我国二氧化碳气体的减排和限排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至2011年3月，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累计核证减排量已经突破3亿吨，成为全世界最有潜力的碳排放权供应方。然而由于我国没有一个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及相应的定价机制，使得我国所参与的碳交易活动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对于碳排放权交易问题，我国一直未能予以充分重视，制度上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理论研究上的不足。近几年，我国理论界对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研究虽然不断增多，但对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理论基础、实施方案、市场探索等问题的研究仍不够深入，尤其缺乏对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框架研究。因此，本文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理论基础入手，在借鉴发达国家制度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进行框架式分析和讨论。

　　碳排放权交易是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市场中各经济主体对二氧化碳排放权进行自由买卖，通过提供经济激励，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所采取的市场机制。碳排放权交易理论可以追溯至哈丁在《公地悲剧》一文中所提出的环境问题是由于市场的负外部性而产生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分析社会净产品与私人净产品之间的差异时指出市场的外部性（高利红、余耀军，2003）。经济外部性亦称外部成本、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一个经济主体（通常是指企业）的生产行为直接影响到其他经济主体，却没有给予相应补偿，从而出现了外部性。它又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两种，外部经济性是指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给自身带来收益，也为他人增加额外收益的情况；外部不经济性是指经济主体的行为在为自身带来成本时，也增加了他人额外成本的情况，亦称为负外部性。

　　环境问题是外部不经济性的典型例子，环境容量使用者的行为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性就是环境污染。环境容量使用者在由其经济活动受益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消极影响，然而并未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治理，使本应由其承担的治污费用转嫁给了社会和他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者们提出要将环境容量使用者经济活动的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其中，科斯（Ronald Coase）提出“非干预主义”的方案，他的观点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在产权界定明确且可以自由交易的前提下，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无论法律如何判决最初产权属谁都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将达到最优。此为科斯第一定理。在存在交易费用即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 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此为科斯第二定理”（黄桂琴，2003）。换而言之，如果交易成本过于高昂以致于经济主体不能谈判时，产权的配置情况决定着资源能否得到有效率地使用。由此可见，科斯特别强调产权明晰的重要性，主张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环境资源的最优配置。碳排放权交易就是源于科斯定理，通过明晰环境容量资源的产权，使其成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从而利用市场机制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国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构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我国促进碳气体的减排、发展低碳经济而言具有必要性。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必要性是现实存在的。

　　当前，整个国际社会的气候形势十分严峻。2007年5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提供的证据显示，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06-2005年来，全球平均地面温度上升了0.74℃，全球气候变暖不仅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而且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挑战。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共同生存的环境，国际社会已经开始采取共同行动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由UNFCCC各成员国签订并正式生效，它是人类历史上首个以法律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以期实现抑制全球变暖的目标。《京都议定书》中将签约国分为附件Ⅰ（Annex I）国家和非附件Ⅰ（non-Annex I）国家，为附件Ⅰ国家制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任务，即在 2008-2012 年的第一阶段将二氧化碳等六种温室气体的年平均排放量降低到 1990年水平的 5.2%，而非附件Ⅰ国家则没有减排任务（任捷、鲁炜，2009）。由于中国不属于议定书附件Ⅰ所包含的国家，在第一阶段不承担减排义务。但随着全球气候问题日趋严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承诺。在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一些发达国家试图抛弃《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出明确的减排承诺或开展减排行动，甚至要求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后承担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减排责任。

　　上述国际形势说明，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不承担减排限排义务这一待遇在后京都时代遭受着越来越严重的国际压力。因此，构建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积极实施碳减排，为下一阶段可能承担的强制减排义务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中国于2002年8月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并于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承诺：到2020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 40%-45%。我国应根据承诺制定相关政策及法律，指导碳排放权交易实践，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人类社会的绿色贡献。

　　气候变化问题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应对这一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就是改变当前粗放式、高碳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低碳经济，走向绿色发展。然而，在当今世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低碳经济基础制度之一，其市场及价格制定权仍掌握在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手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碳排放权交易初级产品，即：经核准的减排量（CER）的最大供应国。我国通过CDM与发达国家进行交易，为市场提供了大量减排项目和指标，却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当前，国内企业由于找不到专门的人员和信息平台直接到国际市场交易，只能低价将碳排放权卖给国外中介机构。来自发达国家的买家在中国低价收购后，开发成高价的碳产品在国外CDM二级市场上流转，国内企业低价出售的损失就变成了他们的高额利润。这相当于中国为发达国家低成本实现了碳减排目标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巨额经济补贴。从长期来看，如果将来中国被迫承担较大的减排额度，碳排放权在国内将成为稀缺资源，其价格也将水涨船高，CDM参与企业将面临着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高价回购碳排放权的情况，从而使国家利益蒙受巨大损失。

　　因此，尽快建立普遍为世界各国接受的有关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体系，用相关法律法规指导碳排放权实践，通过市场机制来优化碳容量配置，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获得更多话语权，无疑是当务之急。

　　2003年，为更好地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欧盟与国际环境委员会达成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指令》（以下简称《指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公法拘束力的温室气体总量控制的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即EU ETS）。2004年，欧盟对《指令》进行了修改，增加了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与《京都议定书》的灵活机制连接的内容，因此，该修改指令被形象地称为“连接指令”（付璐，2009）。2008年，欧洲委员会提出了排放权交易机制指令的修改提案，其目的是完善和扩大现有的排放权交易机制。2009年4月颁布了“2009年交易指令”，确定了排放上限的规则，设计了公开拍卖排放份额的基本分配原则，并将一些新型产业（如铝和氨等）及氧化亚氮和全氟化碳两种气体涵盖在排放权交易体制之内。

　　EU ETS覆盖27个成员国，《指令》不能直接对成员国产生效力，成员国须根据该指令的内容制定相关的国内法使之生效。根据指令的规定，每个成员国必须按照附件三的规定，提交国家分配计划（National Allocation plan，简称 NAP），规定排放权的分配数量与方式（韩良，2010）。分配计划包括该国在某一阶段内所需分配的配额总量及分配额在该国境内的分配方法等。分配计划通过审核后，各成员国的相关企业会得到相应的碳排放配额。每个企业在分得排放配额后，或者通过技术改进等减少排放量，出售多余的排放配额；或者以从市场购买额外的排放配额的方式增加排放量。在规定期间内，企业只能排放与所拥有排放配额相等的碳气体量。EU ETS还设计出严格的超标惩罚制度，如果企业实际排放的碳气体超过排放配额，企业将受到严厉惩罚。

　　美国是最早创立排放交易制度的国家，发展较为全面，在排污权交易中进行实践并取得巨大成功，美国通过的《1963年清洁空气法》及其修正案（1900年）是一部直接涉及排放权交易的法案。该法案通过采取鼓励企业参与市场买卖二氧化硫排放权的方式，初步建立了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制度，从而达到有效防止酸雨的目的。事实上，《京都议定书》所采用的一些基于市场减排限排温室气体的交易机制，甚至包括强制性的减排任务以及补充性灵活机制，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国排污权交易制度。虽然《清洁空气法》并未将二氧化碳归入污染物范围，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在法律颁布、政策实施等多个层面都有所突破。2007年4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马萨诸塞州等诉环境保护署”一案做出最终判决，认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应受到美国《清洁空气法》的规范，这对于具有判例法传统的美国来说，意义深远。2009年12月，美国环境保护署进一步做出裁定：把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纳入《清净空气法案》管制，这无疑奠定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法源基础 。在立法方面，仅2007年美国国会引入的涉及气候变化法案就有七项之多。之后较为重要的提案有：《利伯曼-沃纳气候安全法案》、《丁格尔-布歇尔法案》、《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2010年美国能源法》、《美国电力法案》。这些法案表明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迈向联邦立法。

　　同时，美国建立了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由企业发起，以温室气体排放为主的合法交易平台，即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CCX交易的气体包括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 6 种气体。CCX要求所注册的会员自愿做出减排承诺，并通过减排或购买补偿项目的减排量实现减排目标，具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2006年），每年在基准排放水平基础上减少 1%的排放量；第二阶段（2007-2010年），所有会员将实现基准排放水平基础上减少6%的排放量。会员的排放基准线是基于其过往排放量的平均值等所制定。同时，允许那些已经超额完成减排义务的会员国，将自己多余的减排份额有偿地转让给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国家。CCX用市场经济模式推动全球碳减排，对我国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

　　基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及发展低碳经济的趋势，欧盟和美国相继通过立法和相关政策的颁布，加快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完善，以期实现碳减排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但其更深层次的目的是争夺世界经济控制权和国际规则主导权。

　　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工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我国在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过程中，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框架构建：

　　碳排放权交易的管理模式主要有绝对控制与相对控制两种。我国应当借鉴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采取绝对控制的管理模式。具体而言：首先由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和区域大气质量的考虑，通过科学分析，设定一个时期全国性的碳排放总量，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调控范围内所有企业在规定期间内的最大排放量应控制在该排放总量内。然后各省级环境主管部门再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把碳排放量分派到县市，直至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从制度上来说，现有的环境法律及制度体系中没有统一的关于总量控制的规定，仅仅是在一些政策中有所体现，因此，应当在相关法律中对碳排放总量进行原则规定，为碳排放权交易等制度的总量限制的政策实施提供法律依据。

　　为实现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国家对其拥有的碳容量资源在各碳排放者之间进行分配的方式就是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在解决了碳排放总量控制的问题后，交易制度运行的核心就成为如何公平地对碳排放权进行分配。目前世界各国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主要有无偿分配与拍卖分配两种类型，而选择何种分配方式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无偿分配的标准是基于企业的历史排放量或者其他历史参数，采用此种分配方式可以减少行业和企业的反对，大大增强碳减排实施的可行性。但无偿取得方式也存在很大弊端，由于无偿取得碳排放权的成本极低，企业用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进行交易，实际上是零成本获利。同时，无偿取得碳排放权的分配方式使其他生产者和碳排放人在同等条件下失去无偿获得这一资源的机会，有失公平。而拍卖分配利用市场机制分配碳排放配额，更为公平、高效，不仅符合“污染者付费”的原则，也奖励了那些提前实施减排措施的企业。其弊端是可能导致大企业进行市场操纵，囤积居奇，损害小企业的利益。综上所述，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在碳排放交易制度建立运行之初采取无偿分配方式为主，逐步过渡至拍卖取得。这样既推动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又体现了资源有价的市场经济观念，最终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只有完善碳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才能激活碳交易市场体系，提高碳容量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想要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真正发挥功效，必须制定相关规定，具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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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在发挥现有的排放权交易所、CDM技术服务中心等机构构建碳排放权信息平台和交易平台作用的基础上，以区域经济发展条件为依托，实现具有权威性、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平台。只有建立有地区代表性的区域易平台和统一的国家易平台，才能通过整合资源，发挥市场交易机制的最大作用。

　　第二，选择建立现货交易为基础、期货交易为主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由于碳排放量具有信息透明度低、地域分散性强等特点，导致现货价格变动频繁，不能形成真实有效地反映某一时期的碳排放份额的供求关系。而碳排放权期货交易所特有的规避风险、价格发现功能则有利于弥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足。因此，我国可以在碳排放权现货市场不断发展并初具规模的基础上，建立以碳排放权现货交易为基础、期货交易为主的交易体系。

　　第三，完善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的服务产业，即《京都议定书》中所提到的“碳”。。“碳”产业的发展不仅活跃了整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而且有效减少企业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增加其实际收益。

　　市场机制虽然通过利益刺激、竞争激励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但仍摆脱不了盲目性和滞后性。因此，碳排放权交易决不能离开政府的有效监督和适度的行政管理，政府在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应当肩负起以下职责：

　　第一，建立全面的申报登记制度。需要取得可转让排放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必须首先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申报登记自己所拥有的温室气体排放设施、处理手段以及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气体的数量和浓度，并提供有关技术资料（白洋，2010）。申报登记为环保部门对该地区碳交易的监督管理提供了客观依据。

　　第二，健全政府监督机制。在碳排放权交易中，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对碳排放权交易双方履约的真实性、持续性和有效性进行监督，禁止非法交易或幕后操纵；同时要规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秩序，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规制处罚并且要进行信息公开，以期对相关企业和个人起到警示作用；还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地巡回抽查交易企业的环保设施与碳排放情况，监督交易合同履行。

　　1.石红莲，张子杰.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隐含碳排放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1（4）

　　2.高利红，余耀军.论排污权的法律性质[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4.任捷，鲁炜.关于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构想[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5.付璐.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之立法解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9（1）

　　7.2009欧盟议会和委员会指令.改善和扩展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机制

　　从“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到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气候问题备受关注，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当前的全球性共识。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但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我国现有碳交易主要是清洁发展机制(CMD)项目以及个别地域、行业的交易个案，对于占比超过80％的国际配额交易市场，我国依然没有涉足。由于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体系，国际碳交易规则基本上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我国被迫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底端，我国创造的核证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后，通过机构的包装、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产品进行交易。这导致我国难以发挥资源量大的优势，难以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定价机制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因此，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体系迫在眉睫。

　　碳排放权交易(简称碳交易)的概念源于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排污权交易概念。科斯定理一直被认为是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进行生产经营，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问题在于企业获得利润的同时并未承担排放二氧化碳的环境污染成本，使得经济活动不能体现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稀缺的环境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科斯认为解决环境资源市场失灵的关键是产权，明确环境资源的所有权或财产权，使其成为稀缺资源，可以解决污染外部性问题。据此，经济学家们提议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让市场机制评价环境资源的价值，使其外部性内部化。《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意味着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或碳产权。目前，在欧洲、美国等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些大型的碳排放交易中心，如欧盟CO2排放量交易体系、欧洲气候交易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交易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基于配额的交易。买家在“限量与贸易”体制下购买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譬如《京都议定书》下的分配数量单位(AAU)，或者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下的欧盟配额(EUAs)。其二是基于项目的交易。买主向可证实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

　　碳交易从资本的层面人手，通过划分环境容易，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定义，延伸出碳资产这一新型的资本类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改变了企业的收支结构。而碳交易市场则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工具，使得资本通过碳交易市场直接或间接于创造碳资产的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碳交易将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碳交易的一般做法是：首先由政府部门确定一定区域的环境质量目标，并据此评估该区域的环境容量；然后，推算出二氧化碳的最大的允许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放权；接着，政府选择不同的方式分配碳排放权，如公开竞价拍卖、定价出售或无偿公配等，并通过建立排放权交易市场使这种权力能合法交易。在市场上，排放者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自主决定其污染治理程度，从而买入或卖出排放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本质就是承认碳资产商品化，提供二氧化碳排放空间数量化、资产化、市场化的途径，使之成为非公共物品，成为一种生产过程中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的资源，通过市场机制对碳排放权的有效配置达到二氧化碳减排的目的。

　　发展碳交易市场首先要确定我国范围内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凸显环境资源稀缺性。碳交易市场机制的价格发现功能可实现碳排放权的合理定价，使环境资源成本外部性向企业生产活动内部化转化。碳排放权获得类似垄断资源的身份，微观经济主体受成本一收益的驱动会珍惜有限的碳排放权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可诱发一系列的低碳经济活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限制、微观主体排放成本控制及低碳经济活动将会使我国宏观经济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使污染治理总体费用得到大幅降低，逐步建立起高效的经济一能源系统。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最终达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及整体经济的帕累托改进。

　　碳交易市场机制下的碳排放权具有商品属性，其价格信号功能引导经济主体把碳排放成本作为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碳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和碳货币化程度的提高，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流动性的资产。企业通过实施积极有效的碳资产管理将促进经济发展的碳成本向碳收益转化。碳交易市场兴起并可带动形成以碳排放权为中心的碳交易货币以及包括直接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衍生品为支撑的碳体系，形成能源链转型的资通——减排成本收益转化——低碳资金投入的良性低碳循环。

　　通过建立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使得碳排放边际成本较低的排污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技术优势或成本优势转让或储存剩余的排放权，碳排放边际成本较高的企业则通过购买的方式来获得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权。购买行为的本身既包含实际减排额度的转让也包含低碳技术的交易。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污染治理的最终任务必将落在减排成本最低的企业或专业化减排处理的企业身上，客观上促进了包括节能和清洁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集和封存、清洁汽车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低碳技术应用和创新。

　　低碳能源是低碳经济的基本保证。新能源属于低碳能源，新能源的各种形式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于太阳或地球内部深处所产生的热能，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核聚变能、水能和海洋能以及由可再生能源衍生出来的生物燃料和氢所产生的能量。也可以说，新能源包括各种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相对于传统能源，新能源普遍具有污染少、储量大的特点，对于解决当今世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枯竭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碳交易市场机制解决了二氧化碳的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要素问题，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定价，使其成为经济主体生产活动的要素。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势必会引发能源革命，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开发，降低化石能源比重，改变能源结构，促进经济主体提高能源效率，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和其它污染物的排放量，能源消费由传统高碳能源逐渐向低碳新能源过渡。

　　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排成本收益转化、资通功能以及促进低碳技术转移功能有利于企业加强低碳产品的，有利于打破产业锁定效应，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及新型低碳产业的兴起。宏观上有利于政府以低碳经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要求，调整、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的重点和方向，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降低“高碳”产业的比例，优化产业结构，扩大低碳产品的出口。调整我国目前技术含量、环保标准和附加值都比较低的出口产业结构，鼓励能效较高的产品出口，以应对各类环境贸易壁垒，最终构建以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服务业为核心的新型低碳经济体系。

　　1污染总量控制。只有控制了碳排放空间的使用上限，才能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的经济物品，碳排放权才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因此，构建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必须以实现排放总量控制为前提。碳排放总量由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区域的环境质量标准、环境质量现状、污染源情况、经济技术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来确定。碳排放总量限定直接关系到交易能否顺利开展，排放权数量过大，会使区域内碳排放超过环境容量，减排效果难以实现；排放权数量过小，则会导致碳排放成本超越社会经济技术承受能力，较高的碳排放权价格使得企业不愿购买排放权而引发非法排放行为。

　　2环境产权明晰。环境资源等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消费的特征，即产权通常是不明晰的，私人对其的损耗和破坏带来的后果皆由社会分担，导致外部不经济性的产生。科斯定理将外部不经济性与产权联系起来，强调通过或依靠私人行为来解决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关键在于建立一套界定完善的资源产权制度。据此，在环境产权界定明晰的前提下，建立有效率的市场，可以执行市场转让的产权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解决二氧化碳排放不经济问题，达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

　　3市场自由交易。碳交易市场必须保证经济主体之间能够自由交易。对排放权卖方而言，由于超量减排而剩余排放权，出售排放权获得的经济回报实质上是市场对有利于环境的外部经济性的补偿；对买方而言，由于无法按政府要求减排而购买排放权，支出的费用实质上是外部不经济性的代价。市场决定着碳排放权的价格，市场机制的配置促使经济主体约束自身排放行为。允许碳排放权自由交易的市场既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又能有效地配置环境资源。企业为了节约环保开支，必然要采用先进的治理技术，并不断地开发更加有效的技术，由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排放权节余又会给企业带来收益。

　　4政府适度干预。市场机制固有的缺陷会导致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政府调控行为则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政府主要作用在于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特别是价格机制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政府行为包括：制定排放总量、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监督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对交易进行管理等。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中政府也作为普通的市场主体进行购买或出售排放权的交易，但政府主要行使监管职能，参与市场交易是次要的，并且政府交易在整个交易市场中不占主要份额。

　　1以总量控制为前提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碳排放权一级市场是指排放者与政府之间进行交易，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和有偿取得。首先，必须坚持碳排放总量控制为前提，对我国环境容量科学测算，规定一定时间和区域内可供使用的容量资源的总量和上限。然后，按照“污染者付费”(PoIluter Pay Principle，PPP)原则，排放权应以一定方式有偿分配给排放者。从美国等国家的情况看，一般情况下政府每年定期与排放者进行交易，交易形式主要有招标、拍卖、以固定价值出售，甚至无偿划拨等。对社会公用事业、排放量小且不超过一定排放标准的排放者，可以采取无偿给予或低价出售的办法；而对于经营性单位、排放量大的排放者，多采取拍卖或其他市场方式出售。一级市场无需固定交易地点，交易时间由政府主管部门决定。

　　由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初始分配方式的设定必须考虑国情的适应性。当前我国企业面临着国内改革和外部竞争的双重挑战，对于政策风险的冲击比较敏感，企业排放权拍卖会增加企业交易成本，而免费分配模式则可以在不改变现有排放权分配总体格局的前提下，顺利实现排放权交易制度和现存排放收费制度的对接。因此，我国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宜采用混合分配方式，在排放权交易计划的最初，可以确定一个免费分配或固定价格出售的比例，再将该比例进一步划分成若干个阶段，逐渐降低免费分配或固定价格出售的比例数额，直到实行完全拍卖。

　　2以市场自我调节为主导的二级市场。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中，主要由法律决定排放权一级市场(初始分配)的公平性，由市场决定排放权二级市场(再分配)的效率，两者在实施手段、参与主体、风险大小、作用效果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别。二级市场是排放者之间的交易场所，是实现碳排放权优化配置的关键环节。(1)价格机制。定位为政府指导下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主要由市场主导。二级市场一般需要有固定场所、固定时间和固定交易方式。排放者在一级市场上购买排放权后，如果排放需求大，就可以在满足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二级市场上买人；相反，如果企业减少排放有富余的排放指标，则可以在二级市场售出获利。新建、扩建和改建企业可以从一级市场获得排放指标，也可通过二级市场获得排放指标。(2)交易方式。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碳排放权现货交易具有分散性、低透明度、信息不易收集、不易调控的特点，导致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信号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不准确性。碳排放权期货交易的透明度高，竞争公开化、公平化，交易者众多，有助于形成公正的价格，合约标准化、交易成本低，并可进行套期保值交易，以控制风险。因此，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可采用现货交易为基础，期货交易为辅的交易方式，期货市场为现货市场上碳排放权的供给和需求的企业提供经营决策的主要依据。(3)交易平台。第一，区域性与全国易平台相结合。碳交易平台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必须考虑区域差异性，首先应按照区域发展条件和经济基础内在一致性与区外有较大的差异性、区域中心城市带动性和区域联系紧密性的原则成立若干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在此基础上，整合各种资源和信息，逐步形成全国碳交易统一市场框架体系。第二，实体交易与网络交易相结合。在建立实体性的交易市场同时，构建基于网络的市场交易平台，以便注册用户通过网上进行交易。利用此交易平台，会员可以卖出超标减排量来获得额外利润，或者买人不足的减排量以履行义务；系统地做好可持续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向股东、评议机构、市民、消费者和客户展示有关气候变化的战略远景；通过及早采取具有信用度的减排和认购补偿行动，使企业在同行业中的领导地位得到认同；通过交易所聘请的具有温室气体减排量审核资质的独立第三方定期测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有选择地采用各种减排技术和措施进行碳减排。

　　3严格的交易管理与监测制度。在我国要实施排放权交易制度，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排放权交易中必须发挥监督和审核作用。具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