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博电竞 亿博官网亿博电竞 亿博官网亿博电竞 亿博官网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后，十报告又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因此，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我国伟大复兴的关键。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而这种认同度又建立在主流意识形态是否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因为利益实现是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也可以说主流意识形态就是谋求利益实现的一种理论表达方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大众的利益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分化，这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在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般具有高度的整合力、较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的社会认同度， 通常是这个社会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也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级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支配着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和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我国广大人民利益的体现。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民大众对主流意识的认同程度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的实现程度直接相关，要提高人民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就要满足他们的现实利益需求。所以，影响社会主流意识认同的关键就是利益的实现。

　　随着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是应该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导致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在不断加深，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形成，同时，贫富悬殊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都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产生了影响。

　　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是以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为主，所以注重的是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而后我国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就是把个人利益与他对社会所作的贡献直接结合起来，以激发人们追求利益的热情，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这势必又造成了利益分化。利益分化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1]使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更有甚者抛弃道德底线，重利轻义，从而对过去那种无视个人利益服从国家、集体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产生了质疑，这无疑影响了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

　　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同时利益的分化与重组日益加深，导致利益差距过大即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2000年为0.458，这个数值已跨过0.4的国际警戒线。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2013年年初代表官方介绍2003年至2012年全国基尼系数时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然后逐年回落，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早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另据统计显示，目前总人口中20%的低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3]贫富差距如此悬殊，广大人民尤其是那些低收入群体，对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产生了怀疑，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产生了质疑，这就大大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信度。

　　在改革中，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这就导致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一些垄断行业、大型国企以及某些行业、部门的收入水平过高，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成为当前我国利益分配领域中的突出问题。例如我国电力、电信、水利、航空、银行、保险、石化等十二大垄断性行业，依靠国家赋予的垄断资源的优势，一方面借助国有性质，提供维持国计民生的产品，同时向政府寻求政策和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利用垄断特权操纵市场，从消费者那里获取巨额利润，并以改革与世界接轨为由，提高本行业职工，特别是中高级管理层的报酬，导致我国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拉大。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数十倍行业、区域方面表现突出》一文中指出，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007年的23倍，行业差距达到8倍，城乡差距近3倍，机关单位养老金高于企业2-3倍。这种不公平的利益分化机制破坏了人们心目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公平理念，降低了人们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难度。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就郑重宣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921年，的一大通过的纲申明：“我们的定名为‘中国’。”它表明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是为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中国》中也明确规定：“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作为执政，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应该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因为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我们内有些员干部始终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反而居功自傲，高高在上，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群众的主人。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逐个人利益至上，他们有的、命令主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有的，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力寻租；有的公款吃喝，奢侈挥霍；还有的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不顾群众死活等等，这些腐败现象的存在直接诋毁了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员干部形象的好坏直接关乎到的生死存亡，因为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员干部的形象直接决定了人民对社会主义信念的态度，这些员干部的长期腐败无疑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从而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予以否认。

　　综上所述，人民利益的实现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要求，如果人民利益没有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根基。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理论化的利益表达，所以只有真正为人民谋利益，消除利益分化中的不均衡分配机制，缩小利益差距，保障利益受损阶层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大力度进行风廉政建设，反腐倡廉，加强的自身建设，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否则利益分化的加深就会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度的重要内容，就是培养大学生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这是一项特殊又无比重要的教育实践活动，对维护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内容，是指引大学生确立正确人生价值取向、克服人生道路发展困难和坚定大学生人生信仰的科学指南。加强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从而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传播的主渠道，是培养大学生意识形态的主要课程，在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占据意识形态教育领地。基于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为学生讲授相关知识时，要善于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切实从学生意识形态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促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入大学生的心中，使学生了解、认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保证大学生可以有效应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终究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课堂上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要以大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训练为切入点，这是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必然要求。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讲授理论时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导入课程要善于运用社会热点和大学生关心的问题，以此激发大学生学习理论课的兴趣，同时通过引导他们正确分析社会现象和时事热点，帮助他们自觉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以及吸收效果，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不断尝试创新，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使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认同感，坚定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直观体现，基于此，要想保证大学生处于意识形态安全领域中，使其更好地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八大用24个字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领域，怎样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呢？我们可以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通过了解自己的祖国，认识到“家国一体”，进而可以培养爱国、爱、爱社会主义的意识，从而更好地西方腐朽思想和价值观的冲击，保证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另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浸润学生们的心田”，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价值塑造能力”，最终引领大学生成长成才。

　　高校校园文化是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载体。作为反映社会意识的大熔炉，它总是通过营造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把社会主导的思维方式和信念、价值观传输给大学生，潜移默化地熏陶和影响大学生的意识和行为。高校要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强化校园文化活动与当代大学生的亲切感，例如通过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学术交流会、知识竞赛等校园文化活动，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主流文化的魅力，进而保证受到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信息传播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必然选择。新媒体既拓宽了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视野，又创新了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方式。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手机新媒体的教育功能，让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内容在进教材、进课堂的基础上“进新媒体”。充分利用新媒体拓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传播渠道，引入实效性强的理论内容，不断满足当代大学生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大学生的吸引力。

　　校报、校园广播、校园网络、校园标语墙与电子屏以及校史馆等都是高校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通过这些阵地的文化传播、新闻报道等宣传活动，可以大力贯彻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使大学生掌握正确的信息，从而提升辨别是非的能力，增强了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有效性。

　　一支素质过硬的优秀教师队伍是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基本保障。高校可以通过多种激励措施，不断提高大学生意识安全教育队伍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教育素质，以及利用现代化教育教学手段的能力，培养他们对所从事工作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以及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工作态度，从而保证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顺利实施。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他勉励广大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有无与强弱，是衡量其有无爱国心的重要体现。因此，构建提升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机制，有利于促进青年学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爱国情感的培育。

　　国家安全意识是指在心理意识层面对与国家安全相关问题的历史、现 状、发展、规律、本质等的认知、评价和预期。影响当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人主义意识增强，个人利益优先倾向。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使得西方个人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并深刻影响价值观正在塑造中的高校大学生。个人主义强调以人为中心，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有利于激发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具有人道性与合理性。但是， 个人主义也包含有利己主义，强调个人利益、自我价值的至上性，强调以个人为本位[1]。我国市场经济大环境与独生子女家庭小环境，为个人主义思想生根提供了土壤，大学生容易滋生个人利益优先倾向。当代一些大学生集体主义观念淡薄甚至缺失，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全社会对集体主义教育的宣传和引导都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对培育青年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不够重视[2]。新时期大学生呈现一些新特点，如“自我意识增强，追求目标个性化，价值目标的功利化”[3]。

　　第二，就业形势严峻，重点关注人生出路。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始终是社会热点话题，鉴于经济制度、就业保障与指导制度、教育户籍法律制度以及促就业活动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影响，高校毕业生很难满意就业[4]。就业质量直接关系到走出校门进入社会的大学生生计，因而职业前景成为大学生活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与“心病”。从马洛斯需求层次理论看，大学生对自己职业前景的关注与焦虑，是为了满足低层次的生存需求，当这种需求得不到有效保障时，就不会投入更多精力关注自我实现的需求。为了提升就业竞争力，许多大学生宁愿花费很大精力与时间考取各项证书以期增加就业筹码。

　　第三，长期和平环境，形成天下太平的惯性思维。从全球层面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在“遥远”的70多年前，此后虽然有过几次局部战争，但是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并未爆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念深入人心。从国内层面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集中精力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战争硝烟淡出我们的视野，随处可见歌舞升平现象，流血与冲突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国内的和平稳定环境使得处于安逸生活中的国民和整个社会意识不到安全威胁。因此，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深受其所处社会环境影响，国家安全在其心中只是一种模糊遥远的概念。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虽然我们处在和平盛世的时代，但是必须时刻保持忧患与危机意识。青年大学生作为未来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对其进行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具有战略意义与必要性。

　　第一，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现状不容乐观。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内涵是不断拓展的，既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又包括非传统安全威胁。虽然大学生在概念层面认识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对国家安全深刻的丰富内涵认知有待加强。网络时代大学生对国家安全法律和网络方面的法律、法规知之甚少，导致对自身的网络行为是否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程度及其后果缺乏认识。当代大学生虽然有着热忱的爱国之心，但是年轻的他们对正确的价值观认识还不够。况且这个阶段的学生和老师、家长交流较少，很容易被网络影响，所以我们应当加强净化网络的力度。

　　第二，全社会未形成强烈的国家安全意识氛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公民都应该关心国家安危。但是公民对国家的责任不仅仅体现在国家出现危难的时刻，更应该体现在国家出现危难前对危难的忧患意识，预防国家危难比应对国家危难成本更低，效果更好。与美日等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的忧患意识要薄弱得多。一方面，西方国家叫嚣“中国”，使得一些国民自我感觉国家很强大，出现麻痹思想，降低了忧患意识。另一方面我们不断倡导中国和平崛起，这种和平色彩在国际社会也许能够起到增信释疑的效果，但是也会降低国民对中国崛起过程中遇到阻碍的警惕性，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崛起不是自己单方面所决定的，国民必须要有和平崛起受到挑战的忧患意识。此外，国土面积、国内稳定环境、国防政策以及公众价值趋向等都不利于营造强烈的国家安全威胁氛围。

　　第三，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强弱会影响未来国家安全走向。当代大学生将会成为未来二三十年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甚至有些优秀者将进入国家决策核心圈。在对价值观塑造十分重要的大学阶段，学生国家安全意识被打造的强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未来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忠诚度，关系到国家安全发展的方向。此外，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西方一些极端保守势力对我国社会制度极其仇视，想方设法地要进行破坏。而我国青年大学生是他们重点进行和平演变的对象，如果我们不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提高其政治敏锐性，少数大学生可能会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引导和蒙骗，大学生群体会被引向主义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有可能蒙受巨大损失。

　　影响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因素复杂多样，因此，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构建多样化提升国家安全意识的机制。

　　第一，构建国家安全威胁的引导机制。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可见，“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面对多样复杂的国家安全威胁，需要构建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引导机制，让大学生了解各种国家安全威胁的形式、内容和危害。在国家安全的学术研究层面，有关学术机构要专门遴选一批专家跟踪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时事热点，展开详细研究，并做好把研究成果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给社会的准备。

　　第二，构建国家安全忧患的激发机制。美国作为世界顶级大国，其综合国力强大，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威胁其生死存亡。但是美国人骨子里依然流淌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美国精英极为重视培育人民的忧患意识，激励本国民众居安思危，发奋图强，从而树立起官民强国强军的意识。我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挑战更加严峻，更应该加强忧患意识教育。曾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为了提升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需要有意识地构建忧患激发机制。在与国防有关的节假日期间，教育部门要统一部署形成制度，每年设定某一项或几项国家安全危机主题，组织开展相关活动，比如辩论赛、文艺晚会、征文比赛、危机应对模拟演习等，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形成关注国家安全的忧患氛围。当遇到传统安全或非传统安全威胁事件发生时，学校有关部门应实时组织相关科研领域专家，从国家安全角度，面向全体学生举行报告会，同时学校相关社团应积极参与，开展应对所发生事件有关的活动。

　　第三，构建国家安全教训的认知机制。曾经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人类文明史上，古今中外许多曾经霸气十足不可一世的王朝或国家，最终不能摆脱被颠覆的宿命，实际上，在这些鼎盛王朝灭亡的教训中，蕴含着丰富的可以汲取的智慧。要提升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历史上大国兴衰的教训足以提供鲜活的有说服力的素材，因此，高校需要构建一套国家安全教训的认知机制。在课程层面，大国兴衰等相关历史应该进入课程教学体系，可以是国防教育课程，或通识教育课程，或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等。在性质层面，大国兴衰历史课程学习必须定位为必修课，确保足够的教学时间，需要对大学生进行一定强度的知识灌输，进行严格的考核，没有相当程度的知识积累，相关意识的形成只能是空中楼阁。

　　第四，构建国家安全教育的法规机制。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是高校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但是毕竟不同于专业素质教育，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直接效益，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投入过多精力会占据其他活动的时间。国家安全是既模糊又遥远的概念，在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背景下，过于强调国家安全危机意识反而会有杞人忧天之嫌，国家安全教育工作者本身的积极性也会大受挫折。实际上，各大媒体、各级教育部门、学术机构以及各高校要形成上下联动、多层次多维度的国家安全危机教育的氛围，需要一个权威性的依据。在现代社会，依法教育是最权威最具人心的行为准则，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不涉及国家安全教育问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虽然规定学校国防教育与社会国防教育的义务，但是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进一步具体的可操作细则以及监督措施。因此，国家要积极推动在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的立法工作或者完善原有的一些法律，以增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工作的法律权威性。

　　[1]杨桂森.个人主义思潮与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对策研究[J].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5）：87-90.

　　[2]王天兵.试析当代大学生集体主义观的缺失与建立[J].中国高等教育， 2011（9）：55.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明确指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以及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逐渐深化，全球化作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与趋势，从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层面，都深刻的影响并改变着传统社会的生存方式、人民的价值取向与理想信念，它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及其强大的影响力也波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基于此，充分认识这种复杂条件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尖锐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总体来看，学界对此已有深入探讨，但其研究成果大多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进行研究，防御性研究较为充分。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在自下而上视角的关照下，探讨社会认同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环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分析其成因并探寻解决路径。

　　在全球一体的生存平台上，处于后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倚仗其经济、科技的强大实力，在规则制定、议程设置等问题上构成了对众多现代化后发国家的优势与强权。然而，随着中国等后发现代国家的兴起，世界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全球化发展呈现出“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扩张转为东西方的互动”、“由经济层面向文化、政治层面整体推进”的新特点。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直接关涉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重要方面，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质就在于维护社会政治指导思想、社会政治信仰和道德秩序以及国家民族精神的安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为我们融入世界发展格局，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以充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结构，传播塑造‘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机遇”，但全球化不仅呈现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更是一种主观意识参与的人为过程，其本身就蕴育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正如同德国前外长克劳德・金克尔所说：“‘全球化’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对共同价值观取得一致的机会”。在这一视角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领域多样化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的矛盾。经济活动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都随着经济贸易的过程、产品向他国进行传播与渗透。随着全球化大门的开启，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西方社会思潮不断涌入，这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是长期的、严峻的。二是马克思主义信仰遭到质疑与西方渗透的碰撞。随着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话和竞争中，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遭到质疑。与此同时，西方国家通过传播宗教教育、挑动教派对立等方式进行宗教渗透，严重扰乱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政治信仰。三是旧的道德秩序逐渐瓦解与新的道德秩序尚未建立之间的空缺。彰显着我国传统文化的旧道德秩序在个人利益日益凸显的全球化时代逐渐瓦解，而社会意识的多元化又使得新的道德秩序很难在传统道德废墟之上迅速建立起来，这种空缺使我国道德秩序的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四是保持民族精神活力与西方价值观不断冲击的矛盾。我国在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一民族精神长久以来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然而在西方“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猛烈的冲击下，如何保持民族精神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就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重要现实课题。

　　破解这些问题固然需要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实效性与时效性、完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建设，但是也应看到，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安全不仅是个由国家主导的治理过程，更是一个由群众普遍参与的建设过程，离开群众参与，单靠国家治理，意识形态安全就可能成为停留在文件政策话语之中的单纯设计，而无法转变为群众普遍自觉的实践活动。因此，只有将国家主导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民众的广泛共识，增强主导意识形态凝聚力、包容力和感召力，才能真正扎牢强大的群众防线 全球化背景下主导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挑战

　　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缺弱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认同面临的重要挑战，更是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现实课题，究其成因，主要是由内外两个因素所导致。

　　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化带来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选择取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优势，在推进资本扩张的同时，以信息为载体，进行政治排挤、文化渗透，宣传资本主义的制度、价值观，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严重影响。企图使非资本主义国家在消费西方产品的同时，逐渐认同并接受他们的价值观，从而达到“西化”、“分化”的目的，这种资本主义文化与价值观的宣扬，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从内部建设来看，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在自身建设上存在薄弱环节。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在自身建设进行了内容与话语创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反映时代精神和国情要求的话语表达了对国家发展、社会稳定、价值取向的理性思考，塑造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但在主导意识形态的建设和传播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导致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始滋生。一部分人宣扬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其实质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理论更新速度过快致使现有研究流于表面，难以深刻探寻其理论依据和实践旨归。三是在传播过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较为传统，且过于理性化。而主导意识形态的现有传播普遍属于官方话语体系，在日常生活中难以为社会成员所接受，也就难以将其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

　　面对全球化、市场化所带来的价值理念、文化样式的多元化，以及个体生存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如何实现作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民众心理在核心价值的层面上形成完美对接，如何推进作为一种诞生在西方历史文化序列中的异质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悠久传统文化良好结合并有效发展，是我们必须慎重处理的重要问题。

　　加强主导意识形态理论建设，巩固社会认同的根本前提。主导意识形态要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就必须根据时展与时俱进的推进理论建设，理论的彻底性与合理性是增进社会认同的根本前提。一是深化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为主导意识形态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主导意识形态理论建设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如果社会成员感到或认为被宣传的意识形态不具有贯通一致性或不能被贯通地加以解释时，就不会认同、接受这种所以意识形态”。因此进行理论创新时，首要任务在于继承并深化现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否则，即使理论再创新也无法增强其吸引力与凝聚力。二是在理论建设过程中突出包容性。尽管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是阶级属性，但作为先进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应具有较大程度的包容性，既能包容合理的思想价值理念，又能够包容优秀的传统文化基础，并充分尊重和保护那些具有积极意义的非主导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主要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历史性，社会意识是对一定社会经济的具体的、历史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二是系统性，社会意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和宗教等思想和观念形态的总和；三是阶级性，社会意识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并为其服务；四是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是以它对经济基础的依赖性为前提的。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国家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体系不受威胁、免遭危害，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相对稳定，和谐有序的状态。

　　大数据时代，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宣扬和推行“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普世价值”以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观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其实质是要否定中国的领导、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下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观有本质的区别。凡此种种，破坏了我们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实质上是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最美妙的工具”。他们通过数据传播极力美化西方的人权观念以及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和多轮流制度等政治思想，诱使我国向西方民主制度演变才能解决改革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形成了严峻挑战。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表明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和多制”必将影响社会稳定，引发动荡和分裂。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西化”和“分化”，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正经受着严峻考验，一定要把意识形态安全摆在重要战略位置。

　　大数据时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充斥在互联网等现代媒体空间，威胁着意识形态安全。当前，需要特别警惕实用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在这些社会思潮中历史虚无主义者妄图通过否定革命来否定中国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诋毁的领袖人物。新自由主义者，其政治目的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规制”世界，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和事实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的。

　　大数据时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大众消费文化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推行“文化跟着贸易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核心，通过“软包装、硬内核”削弱我国主流文化和价值体系所具有的凝聚力和号召力。2016年4月19日在京召开网络安全座谈会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要有新动力，要通过互联网带动技术流、资金流、物资流，减少对国外市场产品的依赖。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当前，我们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综合国力，人们才会认同我们的意识形态，承认并拥护的合法性和正当地位，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大数据时代，作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大众传媒，从一开始就相应地具有政治功能。“互联网与其说是一种信息技术，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转型的推进器。”西方国家利用网络优势，垄断、妨碍其他国家对信息的谋取和运用，渗透并传播自己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思想，以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利用多样化网络、舆论平台，采用“一对一”“一对多”的问政手段；另一方面，要为民众参与政治，表达政治意愿提供新的平台，实现由“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转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充分发挥政治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颠覆少数西方国家利用网络优势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渗透，保证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大数据时代，我国正处于大众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一方面，要把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传播媒体和文化媒体联系起来，通过网络建立“红色论坛”，“红色革命阵地”，把传统文化实现从政治说教向寓教于乐，从政治文化向娱乐文化转变；另一方面，努力践行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是主流意识形态和先进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本质体现，决定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在当下，必须利用新媒体制作生动直观的德育软件强化和拓展主流意识形态在日常宣传报道的话语空间和方式，唱响“主旋律”，发挥其引领和整合作用。

　　大数据时代，网络为人们表达思想、参政议政，提供了更快捷的社交平台。但这种表达也可能产生两面性，即除了合法表达外，有可能产生一些诽谤、侮辱、煽动性言论。一方面，应遵循公民权力与义务相统一、相平衡的原则。保障公民的权，防止权利的滥用和无限扩大；另一方面，公民也要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净化网络空间环境。另外，网络平台中的管理人员要加大对网络违法的监控力度，妥善处理数据采集和个人隐私安全，防止一些不法之徒利用网络制造，散播虚假言论，守护好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三大发明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带动着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1]21世纪，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并不单单代表一个纯粹的技术统治，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价值观在内的全方位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大数据不仅带来了各个国家文化的相互碰撞和激荡，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分配格局和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信息时代影响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发展的选择。正如列宁所说：“思想一经群众所掌握，就会变为力量。”现在，我们有7亿网民，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交流工作的新渠道和新空间，但也使面临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探索大数据时代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路径，拓宽其传播途径和宣传方式，积极有效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1842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的主编，他观察到经济因素和社会关系二者的辨证关系，批判了普鲁士书报检查令和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质，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在1844年的《德法年鉴》中，从宗教批判转向了对德国的现实制度和反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政治批判转向了对经济批判，并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宣言》，大体上建立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一卷）著作中对这一体系进行了检验和再系统化，在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及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而且揭示出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原理和社会初级阶段意识形态建设的过渡性问题。这些理论都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两部著作中集中论述了意识形态的概念。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社会意识是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思想价值体系。它是指在一定的阶级社会中，建立在一定的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基础之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1858年，马克思在《序言》一书中，批判了商品拜物教，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和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必须掌握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客观存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形象不受任何外来异质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特指中国执政下，采取各种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思想体系和思想路线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柱作用。

　　21世纪，在思想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兴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深化的过程中和社会的转型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对此，我们应根据现实趋势和时代变化，主动更新观念，及时调整策略，重视并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一个以大数据倒逼的时代下，占领网络阵地的至高点，是坚定“三个自信”，把握“四个全面”，落实“五大理念”，实现“中国梦”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严峻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和思想任务。

　　2012年以来，大数据（big data）一词被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及，大数据是由网络科技和各种科学设备等多种数据源生成的大规模数据集。21世纪，大数据通过 Volume（大量）、 Velocity（高速）、 Variety（多样）、 Value（价值）四个特点，全面渗透到人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给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网络和新媒体的推动下，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也越来越广，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大数据的预测、分析功能不仅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构建提供了巨大的契机，也为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此，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我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迎接挑战，深入研究，抓住机遇，开创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在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呈现出三个新特点：

　　信息技术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使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涉及的范围和层面已经超越了国家和军事层面，其安全的着眼点由“维护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单一性为主的安全价值基点，横向延伸直至全球、纵向承载体拓展深入国内直至公民个体。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下，意识形态安全的“复合”范围拓展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信仰、价值观安全等领域的多维度安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仅关涉国家，更是需要全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对此，我们需要树立新的意识形态安全观，建构意识形态安全机制，并为其他安全提供理论引导、精神引领和价值支撑。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着先进的技术优势，转移作战方式和作战空间，全方位发展网络的“移动化”的软实力渗透传播；扩张新媒体主导的意识形态霸权和文化霸权；开发研制突破中国的网络监控技术，通过网络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着力推行西方的“分化”和“西化”策略，妄图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西方一些妄图通过网络传播所谓的“普世价值”、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甚至不惜编造谎言，加强对中国的丑化和妖魔化宣传。因此，排斥其他意识形态的干扰，刻不容缓。

　　2. 创新网络话语体系增强宣传实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和实践表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永葆生机的源泉。理论创新更是其他一切创新的前提和先导。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的理论，就需要将我国的国情和其自身不断融合，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继承中创新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其吸引力和说服力。其一，要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方式，将理性政治和感性表达相结合，运用数字、图画等艺术表现形式，拉近与大众的心理距离。把握宣传的广度，拿捏宣传的力度，注重宣传实效。其二，要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世界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借助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力量充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道德力量和体系。其三，要了解现代传媒的传播规律，对传统优秀文化中的资源进行创新性转化，传播、强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中国思想和中国风格。

　　3. 培养一支专业的网络人才队伍。我们要积极主动地适应网络发展的新形势，加强战略阵地建设，努力培养一批具有一定理论专业水平的思想政治队伍建设者，主动掌握信息网络通信的发展趋势，加强网络红色阵地的社会主义方针、理论、政策的宣传，在信息领域思想政治工作中，一方面，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影响范围，体现国家意志；另一方面，传播到西方社会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削弱互联网的负面影响，保障了主流思想的贯彻和落实。使互联网成为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深入人心，使更多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科学性的认识，并转化为改造实践的物质力量。

　　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意识下手。”历史经验表明，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反动思潮就必然会去占领。目前，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已然成为各种舆论的阵地。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所指出的：“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8]因此，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引领整合各种思潮增强主流意识话语权。网络等新媒体中各种思潮的滋长蔓延，其目的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思想的主导权。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不断增强体系话语权。同志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这就要弄清楚各种社会思潮背后的历史背景，利益诉求，目的趋向。一方面，要尊重差异，引领整合兼容各种思想意识；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亮出底线，强调划界批驳，凝聚共识，齐心协力。

　　2. 将“利益诉求”与“感性表达”相结合。人的信仰总是与需要、利益、诉求相关联的， “关怀”到什么程度，就会“唤起了”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9]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不符合人们的利益和经验，就决不会成为这些人的意识形态。”[10]因此，大数据时代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不能仅停留在政治层面，我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分析日常生活中群众的心理期待和利益诉求，处理好网络政治主义生态和政治逻辑语言，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从根本上形成广泛的道德文化感染力和认同力。

　　3.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为了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我们要学会通过网络网上网下走群众路线，要形成社会大家庭的同心圆，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和“整合”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安国之器，回答了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我们必须坚持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来鼓舞人民的斗志，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的，网络文化控制力和引导力，牢牢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在网络信息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前进。

　　通过网络渠道获得信息，面对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和思维方式以及价值体系，而且对国家、社会、工作也产生新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是呈现出了自发性和非理性的特点。但经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进程，人们逐渐由原先不自觉的“自在”状态转变为今天有意识的“自为”状态。

　　1. 主动增强网络宣传工作的渗透力。当下，我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下不仅要巩固和发展报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而且要积极抢占包括互联网和移动设备在内的各大新兴媒体，加快建立一批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宣传的网络红色主流网站，并积极鼓励国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工作者创建个人主页，主动宣传国家重大思想并建立统一的网络舆情监控和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并跟踪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状态及其价值取向，做好引导工作，防止“信息暴动”式消极思想蔓延。

　　2.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引导民众认同。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悠久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维护我国的安定团结有着重大意义。但凡出现违背传统文化的事件，无论是普通的网民，还是官方的媒体都要一致对外，积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气节。因此，我们要借助传播媒介，唱响传统文化主旋律，用更符合民众易于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协调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让人们感受、理解传统文化的实践性和生动性，努力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3. 积极发挥大数据应用和分析专家的作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在意识形态舆情监测方面发挥了重大的实践作用。大数据应用和分析专家的技术监控和数据分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弘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库”专家们往往起着“领头羊”的作用。专家们通过海量的数据预测和分析解读国家的大政方针，使的决策被人民理解和接受，明确了意识形态安全是“为什么人”， 增强了认同感和合法性，弘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2016年4月19日，在京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快网络立法，完善网络监管，化解网络中存在的风险。立法是净化网络空间的必经之路，网络世界也要受法律约束。如何在尊重各种多元意识形态传播的规律下，化解网络风险，成为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许多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监管缺失和民众法律意识淡泊，盗窃或出售对一些涉及国家重大安全和有关的数据，实施一些违纪国法的网络罪和网络行为，对执法部门的传统执法方式和执法思路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依法加大对互联网的数据管理，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提升网上执法力，构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新秩序就显得更为急迫。

　　1. 加强科技的投入，提高网络技术。面对网络时代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态势，我们要采取硬件和软件双管齐下的战略。优化网络的数据化的方向、宽带化的方向和智能化的方向，研制高端核心技术，研发各种反动、有害信息的技术软件，努力提高集思想性与娱乐性为一体的中文信息软件比率，打破西方网络文化垄断网络世界的神线. 加强互联网领域的立法，规范网络行为。网络的舆情监管需要法律法规，由于信息技术刚兴起时，没有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消极的意识形态传播泛滥。近年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了网络信息传播机制，构建了网络信息管理的基本架构，健全了网络审查制度及网络管理的法律体系，净化了网络空间。在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网民自由言论的基础上，为控制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法律依据，强化了网络法制宣传教育，提升了民众自觉自愿遵守信息网络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了信息网络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 创新网络文化构建，培育理性传播环境。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的地位，鼓励和发展更多有时代特征的网络新文化。我们要以健康的网络思想文化为基础创新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马克思的新文化语境创新中国化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网络文化。在制定法规的同时尊重网民的言论权利，满足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和道德精神需求，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引导人民群众，力争讲好中国好故事，传播中国正能量，树立中国好形象，以此吸引世界各地的网民浏览并访问我们的网站。

　　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的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信息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仅要正确处理大数据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关系，建构一整套严谨细致的意识形态安全防范体系；而且要利用国家、政府、个人的数据搜集、存储、分析能力扩大网络宣传的阵地，维护好主流意识形态在多种世界文化的相互激荡中保持主导作用和辐射功能，打造融通中西方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改变国际话语单方面的格局。这不仅是推进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安全治理能力的政治手段，而且也是全面夺取小康社会胜利的社会目的。

　　[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 [M].董国良，译.北京：商务印

　　[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