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博电竞 亿博官网亿博电竞 亿博官网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我国采用了发展石油农业的方式，通过高投入、高能耗努力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实现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刚刚起步，政策理论研究、生产经营和管理体系方面都存在不足，还徘徊在小规模、低转换、微效益的传统生态农业阶段，因此，要将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还存在诸多的困难与问题。

　　目前，我国缺乏全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纲领性的文件，全国性生态农业建设法规条例还未制定，仅依靠《全国生态农业建设技术规范》等指导性文件进行生态农业建设，政策激励机制不健全，传统生态农业建设无法取得独立的财政扶持，资金渠道有限,建设项目难以全面展开，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而以粮食安全为发展主题的生态农业则更是缺乏规范、政策与相应的激励机制。近年来，国家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实施了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又实施了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订单奖励、农机购置和作业补贴等扶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种粮农民的收益，但是，随着土地承包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提高等因素，种粮效益仍然很低。如以杭州市萧山区普通的粮食承包大户为例，如承包100亩大田，种植一季春粮和一季晚稻，一年的净收入一般只有4万元左右，收入不但低于其他产业，也低于农业中其他如花卉苗木、养殖等行业。同时，对于粮食生产实行生态农业的生产方式，由于政府没有额外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经济效益难以保障，因此农户对生态农业与粮食的协调发展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要将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粮食安全协调起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严密的理论支撑与深入的研究、实践。要将农、林、牧、副、渔业各大类、以及个小类综合起来，需要包括农学、林学、畜牧学、水产养殖、生态学、资源科学、环境科学、加工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的支持。而且我国领域广阔，地理环境各不相同，不能简单的将一个地方、区域的经验搬到另一个地方的经验。同时，我国农业劳动人口科技素质偏低,农村科技人员严重缺乏。如杭州市萧山区江东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核心区面积2万亩，有农业企业32家，这些企业普遍反映科技人才难以留住，主要原因是农业工作辛苦、报酬低，企业偏小职业发展空间小，位置偏僻、生活艰苦等。因此，要将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有机结合的效益发挥出来，难度很大，需要不断的摸索、实践与创新。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耕地平均分配到农民身上。耕地分配到户后，在保证了农民平均分得了一份土地的同时，也影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与经营效益。虽然经过一定程度土地流转，但流转毕竟数量偏少，农户经营规模依然偏小，如经济较发达的杭州市萧山区，到2009年已流转的占总耕地面积的48.2%，其中50亩以上的大户数只为1.1%。与此同时，我国农业市场化水平还不高，表现为市场主体发育程度低，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完善，信息化建设滞后等问题。因此，农业生产整体很难达到规模经济，市场化、商品化、产业化水平不高，制约着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规范化、规模化与社会化发展，难以体现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协调发展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与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与广大农民的服务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一是经费投入不足，如基层工作经费保障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开展试验示范、检验检测、技术培训、进村入户的日常工作费用在很多地方还没有落实；条件建设投入不足，设施设备缺乏，服务手段落后。二是运行机制不规范,如一些地方管理体制不顺，乡镇农技人员在编不在岗，主要精力从事乡镇其他工作，业务工作难以开展；一些地方责任机制不健全，没有把公益性职能细化到每个岗位和人员，很多工作没有落到实处，农技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三是人员素质亟待提高，基层农技人员队伍老化，专业人员进不来，新生力量补充慢，部分地方已出现人才断档；现有人员培训跟不上，知识更新不及时，业务能力与生产需求有较大差距。因此，农业生产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推广力度不够，在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发展中的技术培训、指导力度也欠缺，已很大地影响了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以及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的现实压力下，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今后一个时期，既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时期，也是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由各自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为此，我国要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健全法律与相关政策，完善理论与技术体系，培育农业生产主体，推广应用农业技术，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促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四化”同步发展。

　　我国在粮食生产上的法律、法规与激励政策相对比较健全，但在生态农业发展上还相当欠缺。为此，我国要参考国际上发展生态农业成功的做法，借鉴确保粮食安全的一些有效经验，在深入的客观分析和农民意愿研究基础上，完善推进生态农业以及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法规体系，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规范农业生产者、管理者的行为。要将现代高效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的有机结合，与一般的农业相比，具有更强的正外部性，承担着更大的机会成本,弥补的办法就是实施扶持政策，建立激励机制，通过有力的政策扶持、项目推动和保障措施，提升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经济效益。

　　要持续快速地推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与技术体系相支撑。为此，需要从学科上加强对生态农业以及与粮食生产相结合的理论的重视，加强跨学科和跨领域的探讨和研究，发挥各门相关学科和理论的优势，促进生态农业这一系统工程的综合发展。基于我国各地的气候特点、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研究相关理论与技术体系时，不能照搬国外，更不能闭门造车，要与各地的实际相结合，要加强产学研三者的结合，要关注实施中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加强理论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要通过科技发展促进经济进步，通过经济效益的提升推动理论的发展；以实践为指向推动理论的完善，以理论为指导推动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实践的深化。

　　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人才是关键。要注重提高农业人员、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加强专业素质和科技素质。一方面要发挥农村现有培训机构、基地作用，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到农村一线开展培训和技术推广，通过系统性和针对性农民素质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和技能培训等，提升农业生产、管理人才专业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和农业企业要出台政策、改善环境，让专业人才愿意到农业企业去就业、创业，使专业人才在农业企业中有较大的锻炼空间和发展平台。此外，要充分发挥各级农村实用人才的示范和传帮带作用，使农业生产人员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并涌现出一批有理论、有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为推广、应用农业科技、促进农业企业更好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人才支撑。

　　要加强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集成技术的科技攻关，推广应用优良品种，创新农作制度；推广节约型农业技术，如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治等技术；施用有机肥和生物农药，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推广雨污分流、干湿分离和设施化处理等先进适用的污染防治技术；推广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减少煤电消耗，促进节能减排。同时，要提升农业水利设施水平，完善田间排灌体系，推广应用微灌、喷灌、低压管道输水等节水技术，推进农业用水循环利用。

　　保护基本农田、标准农田以及林地、湿地、水域、海岛、滩涂等各项规定。加强耕地地力培肥，深入实施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工程，强化新垦造耕地和围垦土地的改良和培育。规范农业生产过程，科学评估农业生产及投入品对土壤、水、大气环境的影响，加强耕地质量定位监测点建设和动态管理，开展耕地质量状况监测和评价，建立完善耕地质量监测网络体系和耕地质量长效管理机制。要强化农业执法监管。严格管制乱用、滥用农业投入品，加强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要推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发展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土地流转、完善市场体系尤其重要。一是要以工业的理念经营农业，创新农业经营机制，坚持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原则，发展壮大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大户，积极培育适应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二是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加强土地流转的财政扶持力度，落实有针对性的激励与优惠政策；健全市场化运作的土地使用流转机制，改善土地流转的环境，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业自愿向生态农业、粮食生产集中，提高生态农业及粮食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三是要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农产品流通，特别要发展规范绿色市场，促进生态农产品批发、流通，通过绿色产品市场来提升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度的重要内容，就是培养大学生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这是一项特殊又无比重要的教育实践活动，对维护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内容，是指引大学生确立正确人生价值取向、克服人生道路发展困难和坚定大学生人生信仰的科学指南。加强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从而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传播的主渠道，是培养大学生意识形态的主要课程，在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占据意识形态教育领地。基于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为学生讲授相关知识时，要善于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切实从学生意识形态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促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入大学生的心中，使学生了解、认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保证大学生可以有效应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终究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课堂上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要以大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训练为切入点，这是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必然要求。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讲授理论时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导入课程要善于运用社会热点和大学生关心的问题，以此激发大学生学习理论课的兴趣，同时通过引导他们正确分析社会现象和时事热点，帮助他们自觉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以及吸收效果，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不断尝试创新，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使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认同感，坚定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直观体现，基于此，要想保证大学生处于意识形态安全领域中，使其更好地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八大用24个字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领域，怎样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呢？我们可以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通过了解自己的祖国，认识到“家国一体”，进而可以培养爱国、爱、爱社会主义的意识，从而更好地西方腐朽思想和价值观的冲击，保证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另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浸润学生们的心田”，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价值塑造能力”，最终引领大学生成长成才。

　　高校校园文化是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载体。作为反映社会意识的大熔炉，它总是通过营造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把社会主导的思维方式和信念、价值观传输给大学生，潜移默化地熏陶和影响大学生的意识和行为。高校要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强化校园文化活动与当代大学生的亲切感，例如通过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学术交流会、知识竞赛等校园文化活动，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主流文化的魅力，进而保证受到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信息传播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必然选择。新媒体既拓宽了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视野，又创新了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方式。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手机新媒体的教育功能，让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内容在进教材、进课堂的基础上“进新媒体”。充分利用新媒体拓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传播渠道，引入实效性强的理论内容，不断满足当代大学生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大学生的吸引力。

　　校报、校园广播、校园网络、校园标语墙与电子屏以及校史馆等都是高校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通过这些阵地的文化传播、新闻报道等宣传活动，可以大力贯彻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使大学生掌握正确的信息，从而提升辨别是非的能力，增强了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有效性。

　　一支素质过硬的优秀教师队伍是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基本保障。高校可以通过多种激励措施，不断提高大学生意识安全教育队伍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教育素质，以及利用现代化教育教学手段的能力，培养他们对所从事工作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以及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工作态度，从而保证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顺利实施。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和国家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互联网的发展和壮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从现实世界转移到了虚拟网络，网络意识形态的斗争成为了主要阵地。对此，在多个场合不断强调，要求我们牢牢掌握网络舆论战场的主动权，确保国家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我们要争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话语权，占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制高点，提高我国的网络文化软实力。

　　话语权是通过创造、表达、设置、传播和运用一定的话语来影响和引导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权利和权力，这一概念揭示并凸显了隐藏在纷繁复杂的话语交往现象背后的权力意义世界。〔1〕话语权作为一种国家力量，是一个国家自发提出、表达、传播和运用本国文化优势、维护本国文化安全、主导本国文化发展、保障本国文化权益、根本利益的权利和权力。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最根本的部分，意识形态话语权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和国家文化的重要指标，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价值日益凸显。特别是当今时代，网络十分发达，话语权以从人民现实生活中逐步扩大到了互联网，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显得尤其重要。

　　意识形态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创制了“意识形态”这一新概念，试图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一个线〕。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象、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比如世界观），存在于共识与一些哲学趋势中，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神秘特殊的意识形态）、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意识形态的内容，它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a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各以特殊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

　　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首先意识形态具有现实性，它不是空洞的存在，其存在是具有指向性的，要么是为了维护现存的政治制度，要么是为了批判现存的政治制度。其二，意识形态具有总体性，它并不是单独的存在，它是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教育、艺术、伦理、道德、宗教、哲学等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引领着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过程。其三，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形态碰撞的产物，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最后，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征，虽然是被社会存在所决定，但其自身具有特有的发展规律。

　　它是网民看待网络世界的有机的思想体系，代表着网民的利益，指导网民的“行动”，并通过虚拟社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同时也关乎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最终影响着现实社会中个人的意识形态。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的网络用户量大国，占领网络意识形态的至高点，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

　　因为网络意识形态如此的重要，那么我们必须对其进行保护，维护其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战略防御的过程，其目的是国家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帮助我们鉴别外来的意识形态，抵御不良意识形态，使得我们可以尽可能少的受到不良网络意识形态的侵蚀。同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也是为了保障和维护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文化权益。

　　现阶段，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着十分突出的问题和挑战。首先，互联网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开创了新的传播方式。传统的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主要是通过报纸、书籍、期刊等途径，这些途径传播速度慢，受众群体范围小，消息相对滞后；相反，通过网络的传播途径具有新的特点，传播速度快，受众广泛，消息更新及时。其次，互联网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前所未有的冲击。网络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例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这些意识形态的传入，对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冲击。最后，由于这种冲击的存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形成的价值观，价值功能也大大地被削弱，各种不当的价值观、价值言论层出不穷。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3〕

　　综上所述，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内涵就显而易见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是国家利用经济、政治、互联网技术的优势，发表言论进行鉴别和不良外来文化，维护国家自身的主流意识形态、根本利益、文化权益的权力和权利。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中的扩展。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如果我们不能够与时俱进的话，那么这场意识形态的大战我们必将失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斗争对我们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我们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必须牢牢的抓住现在的互联网革命的机会，抢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制高点，先机点。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想抢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我们首先需要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打好意识形态的根基，充分发挥理论优势，做好现实生活中的理论传播。其次，我们要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做好五位一体建设，这些是意识形态的基础，意识形态是对于他们的反映。

　　网络意识形态相比较传统的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这些新情况的出现打破了过去的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稳定的格局。随着我国新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用户数量的进一步增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领域所出现的新情况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面对这些新情况，我们该如何应对也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些新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日新月异，复杂多样。传统意识形态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电视、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等手段，这些传播手段具有传播速度慢，覆盖范围小，更新不及时的特点。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更新速度迅速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朋友圈、微博等社交软件对于社会舆论的作用，例如小月月事件，事件等。这些社交软件，舆论平台，使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正面的交锋，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参与者不多数是学者、政治家，而网络意识形态的参与者是各行各业的人，群众范围在进一步扩大，大家谈论的话题内容和形式也在进一步扩大，其中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了，意识形态的碰撞就会引发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思考。

　　二是网络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频率加大了。主要表现为：当舆论遭遇社会热点事件之后，体现不同意识形态的舆论论争出现了频发的态势。例如2016年发生的，我国实行全面二胎政策、英国脱欧、人民币加入SDR、中国发射首颗量子卫星、中国女排再夺冠，每一个事件都引起了群众的广泛热议，其中不乏有许多言论涉及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无论是家庭小事还是国际社会大事，这些事件在网络上都会上升为意识形态问题，国家治理、国家制度的问题，持续不断地引发着舆论战。这些舆论战深刻的打击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促使我们保护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

　　三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中价值功能减弱。互联网时代以前，我们接触的意识形态，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我们几乎无法接触到其他的意识形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国国民数量的飞速增长，人们在网络了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的碰撞，使人们开始怀疑原来所固有的思想。当然，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对我国人民进行其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宣传，分裂我们的团结，诱导我们的思想，实现其目的。一部分人改变了原来的思想，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开始诋毁，污蔑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网络世界中，我们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功能，正在逐渐的减弱，减速的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在年p人之中。因此，我们必须打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这一战。

　　四是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存在向政治事件转化的动向。〔4〕网络的舆论宣传必然会导致线下的群众性事件的发生。例如案件，随着网上媒体的大力宣传，原本媒体是想要告诉公众司法的权威性，正义可能会来的迟一些但不会不来。但是，人们却把怒火发在了法官身上，煽动舆论，激发大家的愤怒情绪来政府，诋毁司法体系。2015年5月的庆安事件，其维权群在网络中散布谣言，在线下聚众闹事，干扰了社会治安，动摇了社会稳定。这样的事件如果一个个无休止的重复下去，那将会引起社会动荡和恐慌。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严肃对待。

　　网络意识形态的新情况可以总结为以下特征，一是虚拟和现实相统一，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体和传统意识形态的主体相一致，网络话语权的思想体系归根到底还是需要传统意识形态的根基。二是超时空性，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削弱了传统媒体的宣传力度，有利于传播主体表达自己的话语权。三是意识形态多元化，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网络环境中进行碰撞，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传播变得更为艰难和复杂了。掌握新的特征有助于我们拥有主动权。

　　一是针对自身而言，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十分缓慢，自身的创新能力不足，网络时代信息飞速发展，理论的发展无法跟上经济、政治发展的脚步，就会导致话语权的减弱。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实现主要是依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及话语理论的创新来进行支撑。中国的经济突发猛进，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也是不断攀升，但是由于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不足，并没有将发展优势有效的转化为自身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优势，进而使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从网上到网下都被削弱了。其次，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发展缓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政府网站，更新速度很慢，有的甚至是多年停更，政务的不公开，使百姓对国家和政府失去了信心，进而使国家的意识形态失去了民心。政宣传部门，对于网络宣传工作懈怠，有些上了年级的工作人员不会使用网络进行政宣传。这些都是我们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时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二是针对外来文化，信息和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强烈冲击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殖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完结，然而我们所看到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实际中的特有形式，特别是在文化领域中徘徊。”〔5〕互联网已经成为文化帝国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文化帝国主义利用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我国人民进行渗透，其目的是实现政治文化扩张和意识形态的渗透，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国家企图以一种西方的普世价值来代替世界的多元文化。这些强有力的文化渗透，对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建设产生了强力的冲击。由于这些思想的传播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被边缘化了，甚至有些人公开发表一些诋毁国家，诋毁和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些人群的队伍在不断地壮大，由线上转移到线下，呈现出来组织化的趋势。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盲目的追求个人利益，这些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更能被他们接受，这样的态势强烈的冲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两级分化的趋势，社会产生了阶级的分层，这种分化使人们的价值选择变得更加的多元化。这一系列的问题，动摇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使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摇摇欲坠。

　　三是互联网技术和管理存在许多的问题，急需改善。网络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斗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媒介的不同，网络相对于过去的传统媒介来说更为复杂，需要更多的技术操作和有效科学的管理经验。我国虽然是互联网大国，但是互联网技术我们还是相对落后的，在互联网技术涉及的各个领域我们都不难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子。提高互联网技术水平，鼓励和扶持互联网技术创新，无论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进攻还是防御阶段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技术上处于弱势地位，那么我们在话语权上也只能是被动的地位了。先进的互联网技术需要人才来实现，人才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行之有效的管理就是加强对于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加强舆论的监督和信息鉴别管控能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人才的培养还是意识形态的受众，最重要的主体还是青少年，我们必须牢牢的抓住这个重点问题。

　　一是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升和创新工作。首先，我们要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深刻的认识和分析，在生活中，甚至在一些学术领域内，我们总是会无意中对这个名词进行放大或缩小的解释，这么做是十分不理智的，这样做不利于我们积极有效的应对意识形态问题。由于我们自身认识的偏差，会使我们难以掌握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动权，使我们处于被动状态，尤其是在复杂的网络世界。

　　其次，我们需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是实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最有力的武器，网络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离不开思想的碰撞和理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科学性和前瞻性。目前，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速度要远高于我们的速度。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的国家，其对于抢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制高点，作用是根本性的、全局性的。理论的创新需要人才的培养，对马克思理论学科的高度重视和建设投入，是理论创新的根本保障。

　　最后，我们要确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正确方向，正如列宁所说的“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6〕。我们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大众化方向，理论要说服人，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同，必须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与网民的生活话语紧密结合、有效转化，尤其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一定要贴近生活。要始终坚持自己的工作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在网络意识形态中要想掌握话语权，就必须牢牢抓住群众的心，群众的思想。

　　二是提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能力。我们如果需要在网络中传播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第一步需要建立安全高效的网络信息传播平台。传统媒体需要与新媒体高度融合，将传统媒体网络化，以网站作为支撑点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发挥自身的理论优势和经验根基。网络安全部门要进行网络信息的规范化审查，进行鉴别网络信息的优劣，对不合规范的网络信息进行监控，对于情节恶劣，言辞危害性较大的发言人进行处罚。政宣传部门要利用起网站这把有力的武器，迅速调整状态，运用网络媒介M行意识形态的宣传，树立和加强网络宣传的理念。

　　第二步是组建精英化的网络宣传工作队伍。网络宣传平台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宣传的主战场，操纵这个战场的战士必然是一支精英化的队伍。精英化的队伍需要具备两个方面的能力，其一是熟练的操作互联网的技术能力，其二是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信仰。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缺一不可。熟练的互联网技术是始于敌人争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最有力的武器，可以帮助我们躲避敌人的攻击，必要时候进行有力的还击。但是，强有力的技术需要有一个价值观的引导，需要意识形态武装其头脑，才能更好地利用技术武器。

　　第三步需要扩大我们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我们不光要守住自己国内范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我们还需要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传播出去，这是争取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必经之路。国家的话语权最主要是在国际交往之间的话语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目前，世界各国不光是在经济领域寻求全球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希望自身可以对世界各国产生影响和引导。话语权的建立立足于全球化视野，我们需要向世界表达中国思想，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国的意识形态。伴随着经济、政治、国际地位的迅猛发展，今天的中国也应该足够的自信去宣传中国的软实力。

　　〔1〕骆郁廷，史姗姗.论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的文化话语权〔J〕.理论探讨，2014，（04）.

　　〔2〕俞吾金.意识意识形态：哲学之谜的解答〔J〕.求是学刊，1993，（01）.

　　〔3〕姚元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探究〔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5）.

　　〔4〕李艳艳.如何看待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形势〔J〕.红旗文稿，2015，（14）.

　　上世纪40年代Aldo Lcopold在对土地功能状况评价中考虑了土地健康的因素，生态安全的研究也随之逐渐开展。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人们对土地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甚至已经超过了土地生态系统自身承载能力，区域内土地生态安全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人们的生存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学者从土地生态系统结构是否受到破坏，生态功能是否降低定义土地资源生态安全；张虹波等从保持土地生态系统自身动态平衡，内部结构、功能完整，实现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定义土地生态安全；梁留科等从实现社会、经济、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角度定义土地生态安全；还有学者从人类对土地的需求量与土地的供给能力定义土地生态安全，即土地的数量和质量能够满足后代人发展对其的需求。

　　1650年西方人文地理学家沃仑·纽斯的《地理通论》中首次提出了人地关系。从地理学角度上讲，人地关系就是人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关系。人地关系有两大基本原理，一是土地承载力限制与超越原理。人地矛盾主要是指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人类对土地需求的增加使得土地难以满足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既土地承载力是有限制的，人地关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提高土地承载力；二是人地关系地域关联互动原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与土地生态环境的联系更加密切，在关联互动中，即便是来自不同尺度的人地关系系统，每一种层次都是彼此联系、彼此依存的。这时，变动与冲突、互补与协调就成为了人地系统的主要特征，吴传均在上世纪90年代就指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内容。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莱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阐述了农药的大量使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揭示出环境安全问题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影响。布伦特兰报告中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并给出可持续发展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社会、经济的持续性发展要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持续能力相适应，保证人类社会的发展要在土地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谋取发展。只有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础、作为前提条件，土地的生态安全的研究才更具有意义。

　　20世纪80年代国际生态经济学会成立，1989年创办《Ecological Economics》杂志。国内外对生态经济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显著的成就。生态系统和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均是生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土地生态保护与经济持续发展是密切联系、内在统一的，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实现必须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要遵循生态环境的内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生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情况下。反之，生态环境的破坏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土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土地生态安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化肥农药的使用改变了土壤的特质，人类对森林不合理开采改变了陆地水循环。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研究被人们提上日程。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关键在于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目前尚无统一标准，多通过借鉴1993年FAO发表的《可持续土地管理评价大纲》中关于土地质量评价指标构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多数学者从土地生态系统压力、状态、响应3个方面对土地生态安全进行研究，张建新在P-S-R框架模型的基础上选取评价指标，对湖南省土地可持续利用进行了生态安全评价。许月卿从自然、经济、社会安全的角度构建小城镇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贵州省猫跳河流域土地生态安全进行了研究；杜忠潮依据P-S-R模型，从土地自然资源现状、土地社会经济环境压力和人文影响3方面构建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高珊依据“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从环境、行为和决策三个层面选取指标，研究了生态建设成效。

　　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确权的方法有特尔菲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及熵权系数法，部分学者也采用两种或以上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李秀霞采用熵权对吉林省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生态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实现土地生态安全的合理性建议；徐道炜采用突变级数法研究了福建省土地生态安全问题。综合指数法、物元法等方法是学者们常用的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性评价的方法，李明月基于BP神经网络方法对广州市土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上世纪60年代，部分学者以研究土地承载力的方法对区域土地生态安全进行了研究，90年代，人们将生态足迹的方法引入到生态安全的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突破了原有的定量水平和精确程度，生态足迹方法定量化程度高，一般只有很少因素定量评价生态承载力状况。何淑勤等利用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对雅安市土地生态安全情况进行了研究。

　　土地生态预警的目的在于时刻了解系统内部生态安全的综合状况。法国经济学家Alfred Fourile最先阐述了监测预警的思想。HaqueC.Emdad对加拿大红河谷土地资源的危险性进行评价。我国对预警的研究主要在一下几方面，一是概念方面，傅伯杰提出的区域生态环境预警是对区域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后果、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以及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预测和警报；二是研究方法方面，目前国内部分学者利用GIS建立土地生态预警信息系统，准确掌握区域生态状况和动态变化趋势；三是评价指标方面，吴冠岑选取从自然、经济、社会三方面选取预警评价指标，并引入变权理论的概念，构建了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的惩罚型变权评价模型并对淮安市进行了实证研究，许学工对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估和预警研究。

　　生态安全设计，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区域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有重要意义。主要针对区域内生态环境问题，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有效控制和持续改善。主要包括以生态安全为前提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设计。生态因素已成为影响土地利用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S.Hermann从自然环境角度选取生态约束因素对乡村土地利用结构进行设计；赵丹从生态绿当量的角度，对宁国市土地利用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设计方面，马克明对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概念以及理论基础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设计原则与方法；徐海根等提出了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设计的概念，构建了从区域层次到网络的每个节点（保护区）再到网络与节点的连接（廊道）的研究流程，综合运用迭代法、整数规划方法和地理途径方法等方法设计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格局。

　　首先，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中，加大对各模型进行基本参数与可信度、准确度的研究。评价方法上将计量模型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起来，为土地生态安全设计的研究构建空间模型。

　　其次，加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和设计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和土地生态设计的研究在于保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土地资源的持续发展和利用，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最后，加强动态监测和预警系统研究。目前国内没有明确系统预警指标体系和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关预测误差方面的研究较少，在预警过程中难以及时、准确对预测误差进行修正。且较少进行多种预警方法的综合运用。构建基于过程的动态模型，结合地理信息技术加强土地生态安全动态监测，在此基础上建立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系统。

　　2.张虹波，刘黎明，张军生，朱占强.黄土丘陵区土地资源生态安全及其动态评价[J].资源科学，2007（4）.

　　3.梁留科，张运生.我国土地生态安全理论研究初探[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J]，2005（6）.

　　5.张建新，邢旭东，刘小娥.湖南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安全评价[J].湖南地质，2002（2）.

　　6.许月卿，崔丽.小城镇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以贵州省猫跳河流域为例[J].水土保持研究，2007（5）.

　　7.杜忠潮，韩申山.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实证研究——以陕西省10个省辖市为例[J].水土保持通报，2009（6）.

　　8.高珊，黄贤金.基于PSR框架的1953-2008年中国生态建设成效评价[J].自然资源学报，2010（2）.

　　9.李秀霞，张希.基于熵权法的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生态安全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1（9）.

　　10.徐道炜，刘金福，洪伟，吴承祯.福建省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J].水土保持通报，2011.

　　11.李明月，赖笑娟.基于BP神经网络方法的城市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以广州市为例[J].经济地理，2011（2）.

　　12.何淑勤，郑子成.基于生态足迹的雅安市土地生态安全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0（6）.

　　14.傅伯杰.区域生态环境预警的原理与方法[J].资源开发与保护，1991（3）.

　　15.江勇，付梅臣.基于能值分析的武安市农业生态安全预警[J].农业工程学报，2011（6）.

　　16.吴冠岑，牛星.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的惩罚型变权评价模型及应用—以淮安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0（5）.

　　17.许学工.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评估和预警研究[J].生态学报，1996（5）.

　　19.赵丹，李锋，王如松.基于生态绿当量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以宁国市为例[J].生态学，2011（20）.

　　20.马克明，傅伯杰，黎晓亚，关文彬.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概念与理论基础[J].生态学报，2004（4）.

　　事故致因理论是指探究事故形成过程和预防的依据，表明事故发生机理，预防和防止事故形成的理论。[1]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了它，至今已有80年历史，是从最早的单因素理论发展到不断增多的复杂因素的系统理论。[2]

　　在生产力发展的各阶段，生产过程中潜在的危险问题有所差异，尤其是生产形式的不断发展，理论发展并逐步完善。[3]事故致因理论经历了3段历程不断发展，从早期事故致因理论（以事故频发倾向论和海因里希因果连锁论为代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故致因理论（以能量意外释放论为主要代表），直到现代的系统安全理论。[4]

　　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增多，生产工艺逐渐变得复杂，工艺条件要求增高，同时潜在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复杂，使工艺操作、机器设备运行、作业者操作等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更加复杂多变，尤其是各种安全技术的快速发展，以上诸多因素大大改变了目前事故的发生机理，这就让传统的事故致因理论暴露出诸多缺陷。[5]为更好地阐明当前事故发生机理，进而科学地预防事故发生，提出了以横坐标为时间轴（t），纵坐标为系统状态或危险度（R）值的事故致因R-t图。该图具有良好的动态性，针对当前事故成因特点，详细描述了事故发生的过程，找出了预防事故的关键环节，对指导研究事故发生机理，进行事故的科学预测预防，改进安全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事故致因R-t图由一条额定线和上、下临界线，上、下警告线，上、下过渡线组成。横坐标为时间轴（t），纵坐标为系统状态或危险度（R）值。各条线将系统状态依次划分为上、下安全区，上、下危险潜伏区，上、下危险暴露区，上、下危险区八个区域。系统状态或危险度预期值即图中的额定线；系统状态或危险度目标值即图中上、下警告线之间的区域，包括上、下安全区和上、下危险潜伏区；系统状态或危险度实测值的可接受范围为图中上、下临界线之间的区域包括上、下安全区，上、下危险潜伏区和上、下危险暴露区，即处于系统受控的区域。系统某时刻系统状态或危险度值在图中所处位置表示系统所处状态。事故致因R-t图的基本组成如图1所示。事故致因R-t图把事故的发生分为安全区、危险潜伏区、危险暴露区和危险区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各自包括一组信息处理过程。在安全区阶段，系统状态或危险度值处于额定线附近，即上下过渡线之间时，整个系统处于受控状态，系统处于安全状态；在危险潜伏区阶段，系统状态或危险度值越过过渡线，进入上、下危险潜伏区，这一阶段是一些与事故相关的人、物、管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不安全隐患，使系统潜伏事故隐患；在危险暴露区阶段是系统内部的参数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6]系统状态或危险度值越过上、下警告线进入上、下危险暴露区使危险暴露，相关安全预警设施报警提醒人们做出反应并采取措施及时预防；在危险区阶段，若危险暴露后未能及时得到控制和消除，则系统状态或危险度值跨过上、下临界线造成事故发生。综上所述，事故致因R-t图动态地描述了系统事故的发生机理，更加符合目前事故发生的特点，对于研究事故发生机理、分析事故成因和指导预测预防事故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在实际应用中，首先要根据日常生产工作中的人员素质、技术水平、行业特点、安全目标等，组织专家或其他方式对事故致因R-t图中额定线和上、下临界线，上、下警告线，上、下过渡线所对应的系统状态或危险度值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和设定，每间隔适当时间，同样采取组织专家或其他方式对系统状态或危险度值进行预测和评价，将预测值的结果依次点在事故致因R-t图上，根据下列规定检验分析生产过程是否处于控制状态。第一，如果此点位于额定线附近，上、下过渡线间的区域内，即上、下安全区，则生产过程处于控制状态，系统安全状态良好，危险度极低。第二，如果此点位于额定线附近，上、下过渡线和上、下警告线之间的区域内，说明由于系统危险有害因素（人、物、管因素等）作用，系统潜伏事故隐患，提示生产过程安全状态开始变劣，危险度逐渐增大，应进行初步检查，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校正措施，这是预防事故的最关键阶段。第三，如果此点位于上、下警告线和上、下临界线之间的区域内，系统状态接近危险，危险度急剧增大，安全预警设施发出警报信号，提醒人们做出应急反应并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排除隐患，防止生产过程“失控”造成事故，特别对于不能控制的事故，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尽可能使事故的伤害或损失降至最低。第四，如相邻7点连续上升或下降时，表示系统状态或危险度值逐渐变劣，有失控倾向，应立即查明原因，予以纠正。也可以通过此点来进行事故预测。

　　通过以上四点的叙述，可以看到预防事故要在第二点下功夫，结合第四点对事故的预测，尽早发现隐患，及时纠正，预防事故发生；在第三点上，要科学合理地设定系统状态或危险度警告值，尽可能做到早警告，早查因，早纠正。

　　笔者对事故致因R-t图的建立和应用进行了初探，同时认为对其的运用有以下几点展望：第一，对事故致因R-t图中额定线和上、下临界线，上、下警告线，上、下过渡线所对应的系统状态或危险度值设定方式和方法需要优化和探讨，使设定值科学合理，具有强的参考性和可靠性。第二，加强事故致因R-t图的量化研究，定量分析事故原因，使更准确地分析事故成因。第三，加强上、下警告线之间区域即上、下安全区和上、下危险潜伏区和上、下警告线所对应系统状态或危险度值研究，结合有效的安全预警措施，可以有效地防止事故发生。第四，探讨事故致因R-t图在安全评价和事故预测中的运用，指导和优化安全评价及其事故预测模型。

　　[1]覃容，彭冬芝.事故致因理论探讨[J].华北科技学院学报，2005，03：1-10.

　　[4]陈宝智，吴敏.事故致因理论与安全理念[J].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08，01：42-46.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维护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生态基础保障。因此，林业的公平发展，既是保障林农个体公平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公平基础的一部分。就我国当前林业公平发展现状，应该保障林农对林业公平发展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建立森林安全赔偿机制和林农法律救助机制，落实林业司法中的罪因溯源和罪刑相当原则，以维护林农利益与森林资源安全，促进林业公平发展。

　　社会是指具有共同的价值观与目标的人群在一起组成的联盟。张国庆认为，如果从生态学层面上去看，社会则是人类因为相互联系、互相合作而形成的“人”的群体，人类社会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由于人类活动具有主动性和目的性，因此社会除了具有“生态”与“系统”的特性之外，还具有自我管理、主动进化的特性[1-10]。

　　行政管理，或者公共行政，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笔者认为，早期人类社会的哲学，包括中国的国学，可以看作是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历史学则是行政管理的案例分析。行政管理理论真正的产生与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

　　（1）早期的行政管理学（传统行政管理理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德国学者Lorenz von （1）Stein与美国学者Woodrow Wilson发表了有关行政学的研究论文，标志着行政管理科学的产生。这一时期的行政管理学强调自然科学的理性与技术在行政管理中的应用，以研究政府行政效率和节省开支为目标，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实现组织系统化，机关事务计划化，工作方法程序化，工作要求标准化。

　　（2）发展时期的行政管理学（基于管理学的行政管理学理论）。20世纪20―80年代，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管理理论的引入，以及行为科学的兴起，行政管理学转向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对人的心理因素、行为以及人与周围环境关系的研究，改变了传统行政管理中的只注重理性与技术而忽视社会价值取向，注意激发人的积极因素，强调行政管理活动中的公平与正义。

　　（3）现代行政管理学（基于系统学的行政管理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这一时期，行政管理学以“小政府、大社会”与“有限政府”理念为主导，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等理论、技术和方法也逐渐应用于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通过对社会各种力量的整合，广泛运用政治、法律、经济的管理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服务品质，实现公共利益与福祉。

　　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共管理只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仅仅只是专门研究行政管理中的方法、技术，公共管理的具体活动仅仅主要是从事公共事业的开发和管理。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只是狭义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的真正的内涵在于，公共管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的新的管理模式与途径，不能简单地将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相等同，公共管理是在公共行政的基础之上的提升与发展。

　　目前，主流的社会管理概念都是狭义的，仅仅只是指人们为实现一定社会目标而进行的计划、组织、控制和引导等管理活动，一般是指社区的各种具体的管理活动，如教育、文化、卫生、民政、体育、劳动社保等管理活动[11]。

　　2013年，张国庆在《发展学》中提出了以“师法自然”（生态论）与“和谐发展”（和谐论）为基本理念的发展学理念，并据此构建了发展学学科体系：基本理论包括发展哲学和理论发展学，后者即发展学基础理论，包括发展学基本原理、基本目标任务，以及和谐的社会发展思想、发展目标与发展原则。基本方法包括社会分析学，即社会生态学、系统社会学（社会能流分析学、社会代谢学、社会网络分析学、社会TSE分析学、社会群分析学、社会生命周期分析学等）等；社会评价学；社会结构学；社会组织学；社会管理学。应用技术包括社会监测学、社会仿真学、社会工程学、系统法学、标准学、政策学、劳动计量学、系统企业学、城市发展学、农村发展学、农业发展学、国际合作学（世界发展学）、教育发展学、政治发展学、发展经济学等。张国庆的发展学学科构架中的基本方法与应用技术，其实质就是广义的公共管理学科构架，并将公共管理与社会管理完全融合在一起，其公共管理思想的基础理念就是生态论，核心思想与目标就是和谐论。

　　显而易见，张国庆的这种广义的公共管理理论，是对当前公共管理理论，包括行政管理理论、社会管理理论的发展，把公共管理理论提高到了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社会整体的科学管理的高度，同时还把当前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由机械论、系统论升级为生态论[12-16]。新的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与技术、方法，使得公共管理理论更加突出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生态基础、民生至上、和谐发展的基础地位。因此，发展学中的生态基础原理、民生至上原理、和谐发展原理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公共管理学的基础性基本原理。

　　人类社会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生态系统的持续健康。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维护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为陆地生态系统，也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生态基础保障。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遵循生态系统规律，并保持生态系统持续健康[7，12-21]。因此，生态公平，尤其是林业的公平发展，既是保障林农个体公平的基础，从人类社会整体角度看，也是人类社会公平基础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公共管理活动，要以保障生态公平为基础，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公平。因此，林业的发展，要以公平发展为基础，让广大林农共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让全体公民共同公平分享林业进步带来的优质生态服务。

　　尽管新的环境保护法于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进行了修订，森林法也于2009年进行了修改，但是，我国林业公平发展仍存在较多问题，公共生态利益屡屡受到无良企业践踏，林农利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其中关键性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公众参与决策权的缺失。公众对重大生态影响项目缺少参与决策权，致使许多重大生态影响项目仓促上马，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甚至引发局部社会稳定与安全。二是公众知情权的缺失。公众缺少生态知情权，这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可能影响生态安全的项目工程的监测数据没有公开。二是政府与学者没有如实表述有关项目建设可能存在生态风险，如前不久有关PX安全性的争论，学者与政府都说PX本身的安全，却没有如实表述生产PX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22]。生态知情权的缺失，不仅仅影响森林资源安全与森林生态安全，还严重了侵害林农利益以及公共生态利益。三是生态罪罪刑不相当。致使生态罪成本低，无良企业把最大限度地降低生态成本以获得非法高额利润，甚至于地方政府为了政绩招商引资，侵占林地，引入淘汰型、污染型、严重森林资源消耗型企业，鸡取卵，饮鸩止渴，局部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重大林政案件时有发生。四是生态损失赔偿制度不健全。致使林农利益以及公共利益受到无良企业侵害，没有渠道或者很难获得法律救助，向有关生态安全肇事者索赔。五是生态安全罪缺少罪因溯源。不能拔除生态安全罪根源，很难保障生态安全与公平。导致生态安全罪的根源除了罪刑不相当之外，还有就是对政府的问责形同虚设。六是部门利益高于林农利益。导致人为森林灾害林农难以得到赔偿，林业行政活动屡屡侵害林农利益。

　　一是重大生态安全影响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施工、运行等全过程，要让公众参与决策，并监督实施，从而保障林农的利益不受工程项目建设的侵害，能够依法获得补偿；政府要通过有关媒体，实时当地生态安全监测数据，尤其是要实时可能存在生态安全风险的企业或工程项目的生态安全监测数据，使林农获得依法索赔的依据；实时森林灾害数据，提高森林灾害发生情况的透明度，保障林农对森林灾害的知情权，以便于林农依法索赔或者依法索取补偿。二是从立法和执法2个角度，落实罪刑相当原则，提高生态安全违法成本，遏制我国当前生态安全违法高发态势，维护森林资源与森林生态安全，保障森林生态系统持续健康。三是建立生态追偿机制和生态安全受害者法律救助机制，依法对森林灾害和森林安全肇事者进行追偿；建立林业行政责任追责制，对破坏森林资源、侵害林农利益的林业行政行为进行追责；大力推进森林保险，转移部分森林灾害风险。四是加强生态安全执法中的罪因溯源，追溯生态安全违法直接责任者和监督者的责任，变问责为追责，尤其是要对林农多次就同一森林安全事件举报得不到处理，应该对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追责而不是问责[23-28]。

　　[9] 张国庆.现代和谐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N].中国绿色时报，2008-01-25（4）.

　　[10] 张国庆.复杂系统生态论方法及其应用[J].现代农业科技，2013（11）：190-193.

　　[11] 张铭，陆道平.西方行政管理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1-20.

　　[13] 张国庆.发展学基本理论与我国当前农村发展问题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3（17）：303-313.

　　[14] 张国庆.系统法学与我国生态法制建设探讨[J].现代农业科技，2013（10）：158-159.

　　[17] 张国庆.生态健康与有害生物管理[J].中国园艺文摘，2008，24（3）：40-41.

　　[18] 张国庆.生态健康评价及生态系统管理方法[J].现代农业科技，2012（11）：245-246.

　　[19] 张国庆.从森林法看环保法规[J].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5（2）：23-28.

　　[24] 黄飞.发系统企业学理论与我国林业产业化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3（15）：191-193.

　　[25] 黄俊.发展学研究进展与林业发展理论研究综述[J].现代农业科技，2013（20）：162-163.

　　[26] 涂玉节.基于系统法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探讨[J].现代农业科技，2013（14）：172-173.